1948年宋时轮开着吉普车，误打误撞闯入国军阵地，被国军一个营包围，谁知国军营长却小声说道：“报告司令员、报告政委，我是中共地下党员王世江，是受党组织派遣到敌人内部做策反工作的，从现在开始我的一切行动听司令员、政委指挥。” 人是那个真人。 宋时轮，湖南醴陵人，1926年进黄埔军校第五期，先入共青团，1927年1月转成中国共产党党员。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一直打到抗美援朝。 1955年授衔，他是上将。平日里豪爽，酒量大，自称酒将军，跟许世友对杯也不心虚。 作战时剃光头，敞着衣襟，腰间挎盒子枪，脾气急。 在华东战场，他最拿手的是防御和阻击，打到国民党军内部流行一句话，排炮砸上去阵地还杵着，多半是十纵。 那一夜在淮海，是1948年11月6日，攻打韩庄据点的前一晚。 他带四个警卫员，坐汽车从前线往十纵司令部宿营地赶。司机不熟路，临时找了个向导，把车带进了韩庄。 到了村口，一股敌人蹿出来，约半个班，举枪拦路，让车上来一个人，不然就开枪。 他叫一名警卫员下去探路，结果人过去就没了声息。 他朝那边大喊，对方是哪个部队，要把人放回来，连喊几句，对面没回话。向导这才承认，这里是敌占区韩庄。警卫员急着要留下掩护他突围，他却稳住声调，让车不要熄火，灯别关，人先坐在车上等变，自己从警卫员手里接过左轮，带着另一人钻进路旁稻田。 车上的人被押进村。 后来才知道，拦车的是国民党冯治安部的警戒部队，连长问了几句，就把人送到团部。 敌团长审问一番，提了个条件，让他们回去一个人，把“车上的长官”请来，有话要当面说，还保证安全。那名警卫员在一公里外的坟地里找到正摊着地图的宋时轮，把经过和团长的口气学了一遍。 他心里过了一遍战场形势，觉得对方已经心虚，想找台阶。 让警卫员回韩庄带话，提济南战役里的吴化文，说起义可以有出路，又把人民解放军优待俘虏、保障起义部队生命财产那套政策讲清。 敌团长愿意出来见面。两人在坟地附近碰头，他问淮海大战谁能赢，敌团长回一句“贵军必胜”，他顺势讲“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和起义之后的保障。 最后，敌团长点头，同意率部起义。 回到团部，他召集几个营长宣布起义，又对解放军这边的人说，车可以开走，留两个当向导就行。 那两个兵把队伍领到宋时轮指定的集结地点。 等他和警卫员回到十纵宿营地，天已经亮了。这一回没开一枪，却多出一个起义的团。 后来换了战场，人还是这股劲。1949年上海解放，他接过第九兵团司令员和淞沪警备区司令的职务。 那时的上海鱼龙混杂，外界冷言，说上海是个大染缸。 他盯住几个帮会头头，先摸清，再敲打，让他们收敛手脚，秩序一点点站住。 同年秋天，陈赓来到上海。他想着对方安全，坚持要派警卫，陈赓笑着拒绝，自称老上海。头两天风平浪静，第三天上街，手表让小偷顺走了。回到住处就打电话。 宋时轮先问清手表款式和丢失的位置，把市公安局长杨帆叫来，让他通过帮会那条线去找。 第二天，手表原封不动送了回来。陈赓忍不住笑，说老宋现在是上海流氓帮会的总司令。 同是1949年冬，中央军委任命陶勇为第九兵团副司令员。 陶勇尊重宋时轮，又担心两人脾气都急，将来顶牛。没多久，宋时轮亲自打电话，说要过来聊，很快一个人坐车到了二十三军。 见面先说自己还没吃饭，饭端上来，两个人一聊就是七个小时，直到下午四点。 临走前，他要来纸笔，当面写了一张字条交给陶勇，看过就盖章。 走到门口，又把陶勇的秘书苏荣拉上车，赶到上海大厦。 人刚上二楼，就朝政治部主任唐亮喊，陶勇同意到职了。唐亮半信半疑，他从怀里掏出那张带章的字条，说这是秘书送来的凭据。 事情落地，两人后来在第九兵团搭班子，朝鲜战场也一起指挥作战。 风向变冷的时候，陶勇已经是海军东海舰队司令，却在那场运动中遭到严重冲击，他和夫人朱岚先后被迫害致死。他托老部下多去陶家的几个儿子那里看看，问问生活、学习、工作上有什么难处。那些兵把这当成命令，总往那条弄堂里跑。 捋下来，韩庄夜里的车灯，上海弄堂里找回的手表，纸上的那几个签字盖章，是同一股路数：外表粗，心里细，敢在枪口前押人心，也肯在风口浪尖替老部下留一点体面。 传说里的地下党员营长没在场，故事少了几分传奇，多出来的，是一步步走出来的分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