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张金哲医生抱着奄奄一息的女儿，突然拿起手术刀，咬牙划开了孩子的后背。妻子哭喊着扑上来：“你疯了！这是你的亲闺女啊！” 那一年，他28岁，刚刚从医学院毕业，进了北京中央医院当外科医生。 他本来是要去做普通外科的，但医院临时喊他接手刚成立的小儿病房。 他没多想，答应了。 一进病房他就发现不对劲，几个刚出生的婴儿脸色青紫，呼吸困难，背上肿起鼓包，摸着还热。 这病来得快，几小时内就能夺命。 谁也说不清到底是什么，也没人敢动刀。 有的医生建议保守治疗，有的干脆说只能听天由命。 张金哲不信这个邪。 他从第一个死去的孩子开始解剖，切开鼓包，发现皮下组织大片坏死，脓水有臭味。 他意识到这是严重的感染，只要及时切开引流，孩子可能就能活下来。 可没人敢同意。 医院没定论，教材上没有，谁也不愿意出头。 他等不及了，直接在另一个病危孩子身上做了个简单切口，结果孩子退烧了，喘上气了。 他兴奋极了，以为这个方法能推广。 可第二天，院里叫停了他的操作，说他不按规矩办事，还可能出医疗事故。 张金哲不服，但也没办法，只能回家。 可没想到，晚上回家，自己半岁的女儿也开始发烧，哭声嘶哑，背上鼓起了相同的包块。 他一看就知道，是一样的病。 这不是巧合，是蔓延。 他抱起孩子，冲进医院，希望能有人为他女儿动手术。 没人敢动。 他等了一夜，女儿高烧不退，脸色发黑。 他知道，再等就是死。 他把孩子放在手术台上，脱下白大褂，穿上手术衣，默默洗手消毒。 护士不敢配合，连麻药都不愿准备。 他咬着牙说，谁不愿配合我自己来。 他一手抱着孩子，一手拿着刀。 他知道切开以后孩子会疼，会流血，可能会休克。 但他也知道，不切，就什么都没了。 这一刀，他亲手划开了自己女儿的后背。 脓水喷出来，伤口迅速排压，孩子啼哭变成了喘息。 他一边止血一边缝合，手一直在抖。 旁边妻子哭着喊他疯了，但他一句话也没回。 他知道，自己赌赢了。 这不是一次父亲的绝望，是一个医生的判断。 第二天，他把这套治疗方法写成报告，交上去。 报告被驳回，说没有先例。 他不服气，自己去查资料，找病例，画图解剖。 他给这种病起了个名字：婴儿皮下坏疽。 他反复上报，反复被打回来。 直到一个月后，又有七个婴儿感染，他用同样的方法救下了六个。 这回，谁也说不出话了。 他用一把手术刀，把死亡率从百分之百降到了百分之五。 这在当时，是不可想象的事。 更难的是，他是在完全没有支持的情况下，靠自己一点点摸索出来的。 他不是在做实验，他是在救命。 那个年代，资料匮乏，器械落后，连电灯都不稳定。 他常常一口气做四五台手术，连水都顾不上喝。 他女儿痊愈后，他没给孩子留下任何优待。 他只是淡淡说，我只是先用她证明我判断没错。 他不靠感情做决定，靠的是医学逻辑。 可你要说他不疼女儿，那也不对。 他手术之后一夜没合眼，就坐在床边守着孩子。 那双手，拿刀时有多稳，放下刀时就有多颤。 他不是铁人，他是用尽全力才稳住自己。 后来他成了中国小儿外科的开创者，发明几十种手术器械，救过无数孩子。 可他说起这一刀，还是声音发沉。 那是他一生中最难的一刀，也是最值的一刀。 从那以后，全国各地的医生开始用他的办法治疗这类感染。 他没申请专利，也没要名利。 他只是说了一句： “值了，孩子活下来就值。” 他这一刀，不只是救了一个女儿，是开了一条命的通路。 那一夜，他不是医生，也不是父亲，他是一个在生死线上赌命的人。 今天我们看见的，是技术，是成果，是权威。 可在1948年的那个晚上，只有一个男人，抱着自己快死的孩子，举起了手术刀。 这一刀下去，是信念，是胆识，是中国医生的脊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