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长津湖战役中，17岁的朱彦夫重伤昏迷，被美军补刀划开肚子，疼醒之后他竟然看到了不可思议的一幕。他才发现自己半边身子都埋在雪堆里，伤口的血早就冻成了黑紫色，粘在棉衣上硬邦邦的。 可就在他睁开眼的那一刻，不远处的雪地竟然还趴着几个中国战士的尸体，他们保持着射击的姿势，手指还扣在扳机上，眉毛胡子都结满了霜，和雪地冻成了一体。 这些人早就没了呼吸，可那种临死前的坚定和顽强，仿佛还在空气中翻滚。 朱彦夫的意识逐渐恢复，那一刻他明白了自己必须活下去，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这些战友，为了把他们的故事传出去。 在长津湖，零下四十度的风像刀子一样刮在脸上，棉衣里塞的土豆冻得像石头，吃一口都能崩掉牙。 武器、衣物远不如美军先进，甚至连鞋子都不保暖，可他们没有一个人退缩。 朱彦夫当时所在的部队是志愿军26军77师231团，他们接到的命令是死守250高地。 美军两个营轮番上阵，火力碾压，飞机、坦克、重炮一起上，我们的战士只能靠几把步枪和一腔热血硬撑。 战斗持续了整整七天七夜，阵地反复易手，一个连的兵只剩下朱彦夫一个人活着。 他左腿被炮弹削开一个口子，鲜血流出来马上就结冰，肚子上被美军刺刀划开，一动就疼得发抖。他装死躺在雪地里，一动不敢动，连睫毛上的冰珠都不敢抖一下。等敌人走远了，他开始一点点往外爬，用残存的胳膊肘和膝盖在雪地里挪动，身后留下一道血和泥混合的长痕，他爬了三千多米才被我军侦察兵发现。 被救之后，他整整昏迷了93天，接受了47次手术。醒来的时候，他双手双脚全被截肢，左眼失明，右眼视力只有0.3。一个不到二十岁的小伙子，体重不足三十公斤，被医生称为“肉轱辘”。他情绪崩溃，绝食、吞药，甚至试图跳楼。可一位医生对他说了一句话：这条命是全国百姓献血救下来的，你没资格放弃。 这句话像一记重锤砸在他心头。从那天起，他开始用残肢训练自己夹勺子、洗脸、吃饭，每次练习都把菜盘子染得一片血迹。他用嘴咬着筷子，用残臂夹着毛巾，别人几分钟能做的，他要花上几个小时。1956年，他主动放弃特护待遇，拖着17斤重的假肢回到山东老家张家泉村，对人说：我不能当一辈子的废人。 张家泉村穷得叮当响，三条深沟横在村子前头，连口井都没有，人畜吃水都靠天。1957年，24岁的朱彦夫被村民推选为村党支部书记，一个连站都站不稳的残疾人，扛起了带全村人脱贫的担子。他发明了“四种走法”：站着走、跪着走、爬着走、滚着走。为了爬山造林，他磨坏了七副假肢，残肢和假肢接口处经常磨得血肉模糊，冬天甚至会冻在一起撕都撕不开。 他带着村民把三条深沟填平，修成了两百多亩良田；在石头山上种满松树和花椒，把一座荒山变成了花果山；他带头下井打水，解决了全村饮水问题；跑了七年，走遍大半个中国，让张家泉成了周边第一个通上电的村子。他一边扶着假肢走路，一边在冷风里说：人活着，就得奋斗，奋斗着就是幸福。 1982年，他因身体原因卸任支书。可战友的模样一直在他梦里晃，那些在长津湖冻成冰雕的兄弟，仿佛在问他：你记住了吗？他开始写书，用嘴叼着笔，或者用残肢绑上特制的笔杆。一天写不到一百字，累得满身是汗，常常写得手臂出血。为了查一个字，他翻烂了4本字典，整整7年，用掉了半吨稿纸，终于完成33万字的《极限人生》。 书稿完成那天，他让人把手稿抱到山顶，一把火烧了，朝着长津湖的方向说：兄弟们，我把咱们的故事写下来了。书的扉页上，密密麻麻写满了牺牲战友的名字。2019年，他站在人民大会堂领奖时，穿着洗得发白的旧军装，胸口的勋章在灯光下闪着光。有人问他值不值，他指着胸口说：这里装着一百多个兄弟的命，我活一天，就替他们多看看这太平日子。 朱彦夫活成了中国志愿军精神的缩影。他把一生都献给了战场、乡村和历史，他用残躯证明了什么是信仰，什么是担当。他没有手，没有脚，却比谁都站得笔直。他没有说过大话，也不懂什么大道理，但每一个行动都是对国家、对人民、对兄弟的回应。 长津湖的雪已经化了很多年，可那段血与火的记忆不能融。朱彦夫的故事，不是传奇，是中国千千万万普通战士的缩影，他们用生命换来了今天的和平与尊严。我们不能忘，也不该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