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名相姚崇临终前，对家人说："我死后，姚家有灭族之祸。不过，张说可以帮忙。"家人们大惊，张说不是被姚崇屡次打压的死对头吗？怎么会成为姚家的救命稻草？ 公元721年九月，七十二岁的姚崇病重在床。这位历仕三朝的老臣清醒地意识到，他死后姚家将面临灭顶之灾。当时朝中政敌环伺，而他的儿子姚彝、姚异等虽居官位，却远不足以应对即将到来的政治风暴。 姚崇与张说的恩怨要追溯到开元初年。当时姚崇拜相，张说时任中书令。姚崇曾以"权重震主"为由，建议玄宗将张说外放为相州刺史。这看似平常的人事调动，实则是两人权力斗争的开端。张说离京前曾对人言："姚公此举，不过忌我才能。" 在随后的数年里，姚崇屡次阻挠张说回朝。当张说试图通过岐王李范的门路重返中枢时，姚崇立即向玄宗进言："张说私谒藩王，此乃朝臣大忌。"这番话让张说再遭贬谪，外放任岳州刺史。这些政治打压，使得张说对姚崇积怨日深。 然而姚崇在临终之际，却看透了这场恩怨的本质。他深知张说虽然与他政见不合，但本质上是个重诺守信的文人。更重要的是，张说在朝中声望卓著，且与玄宗关系密切，是唯一能在关键时刻保全姚家的人。 姚崇给家人留下了一条奇特的计策："我死后，张说必来吊丧。你们将我收藏的珍宝陈列出来，若他看都不看，姚家就危险了。若是他留意这些宝物，你们就立即全部赠送给他，并请他为我撰写神道碑文。" 事情果然如姚崇所料，张说前来吊唁时，起初态度冷淡。但当他看到姚家珍藏的玉带、古玩时，不禁驻足细观。姚彝按照父亲嘱咐，当即表示愿将这些宝物悉数相赠，并恳请张说为姚崇撰写碑文。 张说欣然应允，他回到府中，提笔写下了对姚崇的高度评价："位为帝之四辅，才为国之六翮，言为代之轨物，行为人之师表。"这篇碑文很快传遍朝野，将姚崇定位为一代贤相。 碑文问世后，张说在政治立场上发生了微妙转变。当有人向玄宗进谗言，声称姚崇之子收受贿赂时，张说出面辩护："姚公功在社稷，其子纵有小过，也不应重责。"这番话保住了姚彝等人的官职。 姚崇的这一安排，体现了他对张说性格的精准把握。张说虽是政敌，但作为文人，极其看重身后名声。由他亲笔撰写的神道碑文，不仅是对姚崇的历史定位，更是一种公开的政治表态。一旦碑文流传，张说就不得不维护姚家的安全，否则就会自相矛盾，损害自己的信誉。 更深层的原因在于，姚崇看透了开元初年的政治格局。当时玄宗着力平衡朝中势力，既需要姚崇这样的实干之臣整顿吏治，也需要张说这样的文学之士润色鸿业。姚崇死后，张说必然重掌大权，届时唯有他才能震慑其他对姚家虎视眈眈的政敌。 姚崇的预见完全正确，在他死后不久，张说果然重新入朝为相。而姚家虽然经历了一些政治风波，但在张说的庇护下始终未遭大难。姚彝后来官至光禄少卿，姚异官至坊州刺史，都得以善终。 这场政治安排展现了唐代士大夫在权力斗争中形成的一种不约而同的秩序，他们既相互制衡，又保持着某种默契。姚崇与张说的关系，并非简单的敌对，而是在竞争中共存，在对抗中互相成就。 姚崇的临终安排，也成为唐代政治史上的经典案例。它表明在那个时代，政治人物之间的关系往往错综复杂，表面的敌人可能是潜在的盟友。这种对人性与政治的深刻理解，正是姚崇能够历仕三朝而不倒的关键所在。 张说后来在整理姚崇遗稿时，也不得不感叹："姚公知我。"这句话道出了两位政治家之间复杂而微妙的关系。他们既是政敌，又是彼此最了解的对手。这种独特的羁绊，最终在姚崇死后，成为了保全姚氏家族的关键力量。 信息来源： 《新唐书·张说传》《新唐书·姚崇传》 文|绝对反冲 编辑|南风意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