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陈广胜当了师长，听说老家那个拜过堂的媳妇秀兰还在，一个人拉扯着他走时还没出世的儿子，日子快过不下去了。 事情是从一份转过来的公函开始的。 1963年秋天，山东寿光县民政部门向部队发来一份协助核查优抚对象情况的公函。在名单里，有这样一行字：“刘秀兰，女，系你部陈广胜同志（1945年春外出参加革命）之妻，失联至今。现抚养一子，生活存在困难，未曾改嫁。” 陈广胜是在自己的办公室里看到这份公函摘抄件的。 他当时刚开完作战训练会议，身上还带着训练场上的尘土。读完那几行字，他沉默了几分钟，对干部科的同志说：“情况属实。我写个报告。” 报告当晚就写好了，很简短，不超过一页纸。他陈述了1945年春天在家乡与刘秀兰按旧俗结婚，后因部队紧急转移失散的历史事实。也说明了1952年，经组织批准，与现任妻子（某军医）结婚，育有一女的现状。报告的最后，他写道：“关于原配刘秀兰及其子生活困难问题，我完全服从组织的调查与处理决定。” 组织上的调查是严谨而迅速的。 干部科通过军区，向地方发了正式的调查函。回函证实了刘秀兰的情况：她一直住在村里，靠种几亩薄田为生，独自抚养儿子陈寿光，生活贫困。村里和公社的证明都提到，她多次表示“男人是出去干革命的，我得等着”。 材料汇总到了师党委。王副政委代表组织找陈广胜谈了话。“老陈，要负责安置好刘秀兰母子的生活，这是对历史负责，也是对革命军人家属负责。”他话锋一转，“但前提是，你必须和你现在的爱人沟通好，取得她的理解和同意。家庭内部不能出问题，这也是组织原则。” 陈广胜的妻子是师医院的医生，当他把组织的公函、地方的证明和自己写的报告，都放在了她面前。 妻子沉默地看着那页纸，看了很久。她是知识分子，比很多人更明白那段历史的重量。 “你怎么想？”妻子问。 “人得接出来，不能让她再这么过。”陈广胜回答得很直接。 “接出来以后呢？”妻子的问题也很直接。 “按政策，由组织安置工作，生活上我会负责。孩子该上学上学，该工作工作。”陈广胜说，“我们……还是我们。” 这句话他说得很慢，但很清晰。 妻子又沉默了一会，最后说：“那就按政策和你的良心办吧。需要我这边出什么手续，我配合。” 事情在程序上开始推进。陈广胜打了正式报告，妻子写了情况说明。师里派了一名干事，带着路费和介绍信，去了山东寿光。 就这样，母子俩跟着干事，坐汽车，倒火车，辗转到了部队驻地。 陈广胜没有去车站接。他让后勤安排了临时宿舍，自己照常处理工作。直到晚上，他才过去。 宿舍里灯光有点暗，秀兰正在用一个小煤油炉下面条，儿子在一旁劈柴。看到他进来，两个人都停下了手里的活。秀兰的衣服很旧，但干净，头发梳得整齐，只是脸上的皱纹又深又密。儿子长得确实像他，尤其是眉毛和鼻梁。 “路上辛苦了。”陈广胜先开口。 “哎，不辛苦，组织上照顾得好。”秀兰应了一句，声音有点干涩。她推了推儿子：“寿光，叫……叫首长。” 寿光憋红了脸，喉咙里咕噜了一下，最终也没发出声音，只是用力点了点头。 后来，秀兰被安排到军办的一个被服厂工作，有了正式的工人身份和工资。寿光被送到部队的子弟中学插班，吃住都在学校。 厂里的女工们起初好奇，后来也习惯了。大家都知道刘秀兰是陈师长老家的亲人，具体什么关系，没人深究。秀兰干活勤快，从不提任何要求。寿光学习刻苦，后来考上了中专，毕业后分配去了外地工厂。 陈广胜的家里，日子照旧。女儿慢慢长大，妻子工作忙碌。那张老家县里来的公函，和后续的安置报告，一起被锁进了他的档案袋。档案里“家庭成员”一栏，后来被谨慎地增加了两行。 1985年，陈广胜离休。整理办公室时，他从一堆旧文件中翻出一个牛皮纸信封，里面就是当年那份关于安置刘秀兰母子的批复件。纸已经发黄变脆。他看了几秒，没有带走，把它和其他需要销毁的过期文件放在了一起。 这件事在当时师一级干部中，并非孤例。 战争造成的离散太多了，所以，责任和道义，在特殊的年代里，有时会呈现出非常具体甚至略显笨拙的模样，但那或许正是普通人面对历史尘埃时，所能抓住的最实在的东西。 文|灰度场 编辑|南风意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