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8日，金灿荣教授发文：“美国是中国的老师，但我们必须做好准备去面对一个没有美国的世界！” 这句判断既肯定了美国过去几年在客观上对中国发展的推动作用，也清醒地提醒中国需要适应一个美国影响力显著减弱的全球格局。 过去八年，美国对中国高科技产业的严格限制，特别是2017年对中兴通讯的巨额罚款和供货禁令，曾经让中国半导体产业面临极端困境。 当时，中国芯片自给率仅约为5%，核心设备和材料高度依赖进口，整个产业链的脆弱性暴露无遗。 这种外部压力直接中断了部分企业长期依赖的低成本采购路径，迫使中国相关企业和研究机构转向自主研发。 经过持续投入和技术攻关，到2025年底，中国芯片自给率已提升至50%。 这一数值表明，中国在关键领域已从高度依赖转向基本可控，产业链的韧性和完整性显著增强。 事实证明，正是外部限制的倒逼效应，促使中国加速构建独立可控的产业体系，避免了长期停留在全球分工低端的风险。 这种变化并非仅限于半导体领域。 中国制造业在过去几年保持了较快增长，工业增加值规模已超过主要发达国家总和，显示出完整的工业门类和强大的生产能力。 在农业方面，中国粮食产量稳居世界前列，可耕地面积通过持续治理和科技应用得到有效保障，整体供给能力大幅提升。 这些进展的共同基础，是中国在外部压力下形成的自强意识和资源配置调整。 企业从过去倾向于“购买现成技术”的惯性，逐步转向加大研发投入，建立起覆盖上下游的完整链条。 这种转变的直接结果，是中国在多个战略性产业的全球竞争力显著提高。 与此同时，美国在全球经济和贸易体系中的角色正在发生明显变化。 中国对外贸易总额持续扩大，2025年贸易顺差超过1万亿美元，占全球顺差的比重达到六成左右。 然而，美国市场在中国出口目的地中的排名已降至第四位，表明最大传统买方市场的吸纳能力正在减弱。中国生产能力快速增长与外部需求相对收缩之间的落差，凸显了单纯依赖出口导向模式的局限性。 如果继续沿用过去以出口退税为主的激励方式，大量资源将通过价格补贴流向海外消费者，而国内居民的实际获得感可能相对有限。 金灿荣教授强调的“面对一个没有美国的世界”，本质上指向这种外部环境的变化。 中国已不再处于必须依赖单一市场的阶段，过去那种通过大规模出口换取外汇积累的路径，需要适时转向更加注重内需的结构。 当前，中国拥有充足的外汇储备和财政空间，完全有能力将部分资源从对外补贴转向对内分配。 例如，可考虑调整出口退税政策，将其中一部分资金用于提升农村养老保障水平。 如果将每年约1.9万亿出口退税中的一定比例（例如40%）用于提高农村老人养老金标准，从每月220元提升至600元，将直接惠及数亿基层人群。 这项调整不仅能显著改善老年人的生活质量，还能有效释放边际消费倾向最高的群体的购买力，从而拉动食品、日用品、服务等多个领域的国内需求。 这样的政策转向具有多重意义。 它能将过去用于补贴海外消费者的资源，转化为对本国居民的直接支持，形成更加可持续的增长循环。 而且，提升基层保障水平有助于缓解人口结构变化带来的压力，让社会成员更有安全感，更愿意进行消费而非过度储蓄。 这也是对美国作为“老师”角色结束后的主动回应：当外部压力已转化为内在实力，下一步就是将实力转化为全体国民的福祉。 面对美国影响力减弱的现实，中国已具备从出口依赖转向内需主导的能力。 金灿荣教授的提醒正是时候，美国曾经通过限制措施客观上推动了中国产业的升级，如今中国需要完成从“被逼自强”到“主动惠民”的转变。 只有把发展成果更多用于提升国内居民生活水平，才能真正摆脱对外部市场的过度依赖，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格局。 这不仅是经济结构的优化，更是国家长远发展的战略选择。 2026年的中国，正站在这一关键节点上，未来的方向取决于能否切实将资源向民生倾斜，让发展红利惠及每一位普通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