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曾说过，是一个“瞎子”和一个“瘸子”帮他打下了江山。而其中的“瞎子”就是刘伯承。 可见他在党内的地位之重。 关于那句“一个瞎子一个瘸子”的说法，很多人听过，也多少带点好奇。 瘸子的名字大家很快能想到，瞎子是谁，稍微一琢磨，就会落到刘伯承身上。战场上被子弹和弹片照顾了十一回，九回还是重伤，眼睛受过大伤，走近看时总带一点昏暗感。 这样一个人，却被无数军人称作“军神”，被朱德夸是“智信仁勇严”五样都占全的将领，在老战士记忆里又是一张和气的脸。 几种身份拧在一起，倒像一团绕得紧的绳子，越看越有味道。 追根溯源，要从他在四川闯出来的那段说起。十九岁，学生军的旗子刚举起来，他就冲进辛亥革命的队伍。第二年进重庆陆军将校学堂速成班，白天练队列，晚上抄兵书，结业没多久就上了讨袁护国的战场。 那时很多军官只会按老谱子排兵，他偏爱琢磨新的打法，很快被人叫成“川中名将”。 一九二六年，他拉直了心里的那条线，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不再给旧军阀卖命，这一下，把“职业军人”的壳脱了个干干净净。 南昌起义受挫后，局势一度黯淡。 一九二七年冬天，刘伯承从上海登上一艘苏联海轮，往北冰冷的海风里走，目的地是莫斯科。 那边实行供给制，他作为中共将领，供应标准比普通学员高一截。多出来的供应券，他拿在手里想了想，干脆用来“买”机会，天天找打扫卫生的女工聊天练口语。人家扫地，他就在旁边一口一口往外抠俄语。 半年下来，口语已经是班里最好。 高级步兵学校的校长看在眼里，干脆亲笔写推荐信，把他送进伏龙芝军事学院。 到了一九三〇年回国时，他的脑子里装着一整套现代步兵战术和后勤理论，和早年在川军里摸索的那一套悄悄接上了头。 这些东西，后来在南京又翻出来用上。 新中国成立后，他受命筹建南京军事学院，忙着选老师、定课程，也得和苏联顾问打交道。有一位顾问脾气不小，动不动就指点中方“不懂军事”。 刘伯承听多了，找了个机会把人叫来坐下，换上流利俄语，一条一条把苏沃洛夫提出的军事原则讲过去，从行军速度讲到火力配置，从补给路线讲到士气变化。 苏联顾问从一开始的漫不经心，到后来整个人往前探，听完只剩一句感叹，说没想到中国有人对苏沃洛夫研究得这么透。 那之后，学院里的气氛轻松了许多，谁是真正的行家，大家心里都明白。 说到“军神”的名号，绕不开长江那一战。渡江战役前夕，他面对江面，常常低声念着“大将南征胆气豪，腰横秋水雁翎刀”的诗句。 对他来说，这不是简单的豪言，而是一种提醒。 淮海战役打完，国民党军在长江沿线剩下约六十五万人，士气早已散了。他把这条防线比喻成一条动弹不得的“死蛇阵”，哪一处被斩开，整条线都会跟着震颤。 一九四九年一月七日，他在前线指挥部发出准备渡江的命令，百余公里的江面上，第二野战军三个兵团陆续展开，作为正面主力；第三野战军扛起左翼；林彪指挥的部队站在右翼，统一归他协调。三个月时间里，我军在江北组织渡江准备，对岸守军却被各种小动作折腾得日夜紧张。 四月二十日夜里，战役拉开，只见一批批船只向南岸扑去，刘伯承后来跟孩子说，最快一批十五分钟就登上南岸，最慢也就三十分钟。回看历史上几次“百万雄师过大江”的说法，他只认这一回是真正改写了中国的走向。 渡江之后，他没有在南京停留太久。 一九四九年七月，他率第二野战军挥戈西进，去解放大西南。国民党在那一片已经支撑不住，中央确定由贺龙负责接管西南。 刘伯承带部队在成都城外守了整整三天，等贺龙率队先进城，他才带二野将士陆续入城。在此之前，他兼任南京市委书记、市长和南京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把一座大城市从战争状态带回运转正轨，再把这份权力交出来，转身投向新的战役。 一九五一年起，他在南京军事学院担任院长，扎扎实实在那座城市里待了七年。 教室里，他讲淮海、讲大别山，也讲莫斯科课堂上的那些推演，把“子弹教我的”经验一点点拆开给年轻军官听。和许多革命者一样，他对自己的身后安排得很简单。去世后，根据遗嘱，家人把他的一部分骨灰撒在原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事学院的院内。 树影、操场、队列声，成了他永远的邻居。 回到开头那句“一个瞎子一个瘸子”的说法，听起来像是玩笑，又带几分心照不宣。 眼睛受过重伤，步子常常迈在最前面，这个“瞎子”靠的不是锐利目光，而是心里那杆秤。 从川中名将到莫斯科学员，从大别山激流到长江夜色，他把自己一寸一寸耗在路上，江山的轮廓，走到后来，确实已经离不开他画出的那几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