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1978年没有进行改革开放，那么我们目前的状况会是怎样的呢？是更加幸福，还是更为贫困潦倒？请大家分享一下自己的看法。 一九七八年的中国，账本很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两百二十五美元，城市盯着粮票过日子，农村更紧。广东农民一年七十七点四元人民币，对岸香港农民能拿一万三千元港币，这一河水像两条命运线，那一年约有七千人摸黑游过去，宝安县三百多名干部也扔下铁饭碗往南闯。 吃饱成了头等事。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夜，安徽凤阳小岗村十八个农民把门闩插上，围桌签下“生死状”，把地分到各家，赌的是帽子会不会从“社员”变成“现行反革命”。 第二年大丰收，安徽、四川先行，全国不少村庄照着学，万里、邓小平出面把这套做法定名“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敏感的“姓社姓资”先放一边，粮食、棉花产量几年间冲到世界前列，“吃不饱”的老难题开始松动。 同一年，思想的闸门也微微开缝。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问世，关于真理和“两个凡是”的争论从会议室吵到课堂，个人崇拜的壳一层层被划开。一九七八年十月，邓小平明确提出，要在制度和组织上大改革，要实行开放政策，学习世界先进技术。 十二月十八日，北京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把“以阶级斗争为纲”收起来，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顶上来，农村以家庭联产承包为基本制度，城市引进市场机制，设经济特区，对外搞平等互利合作，引进先进技术，“改革”“开放”从此变成国策，这一天后来被定作“改革开放纪念日”。 一九七九年一月，中美正式建交，邓小平飞往美国，有人机舱里追问为什么这么看重和美国的关系，他丢下一句实话：同美国关系搞得好的国家，都富起来了。 对内的旧账也在清。 一九七九年，各地知青走上街头要求回城，二十五年插队把大半青春耗在田间；一九八零年起，一千多万知青陆续回城，工龄补回来，人重新站回城市队伍。 空气一松，人对书的胃口也开。 一九七九年春，书禁开始松动，《读书》杂志写下“读书无禁区”，像在窗户上戳了个洞。商务印书馆做“汉译世界学术名著译丛”，七百种、八百二十六册世界思想经典陆续面世，一九八二年《人民日报》发文称赞，二零一八年又推精装典藏版；“文化：中国与世界”“走向未来”等丛书和中国文化书院，一边引进二十世纪西方人文和最新科学、人文成果，一边拾起本土传统，新启蒙的八十年代经常被拿来同春秋百家争鸣、民国中西合流相提并论。 高校里，武汉大学的改革被叫作“珞珈山奇迹”，深圳大学在罗征启带领下闯新路。 一九八四年九月，浙江莫干山的那场会，三百多名中青年围着价格、外贸、金融、城市化激辩，“朱黄翁王”等“改革四君子”和冯仑等人白天谈方案，夜里接着吵，会后不少人病倒，后来又在体改机构和金融、财政系统里，把这些讨论变成一条条具体政策。 改革这辆车往前冲，也在坡道上打滑。 一九八四年五月，价格双轨制推出，计划内物资按固定价格供应，计划外交给市场，纸面上看挺周全，落地后，计划内低价和市场高价之间立刻长出大片倒卖差价的空子。 一九八四年末，经济增速过快，信贷猛增，物价一路往上蹿，本想两三年里把价格一步调到位，交给市场调节，一九八八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却冲到百分之二十八点四，挤兑、抢购在很多城市出现，人心发慌。 九十年代初，又压上一块外部的重石。 改革受挫，对外开放吃紧，美国总统布什带头制裁，中国出口下滑、生产萎缩，一九九零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速只有百分之二点四，“治理整顿”一年下来，个体户锐减三百六十万。 邓小平出面斡旋，日本率先解封，提供五十亿日元无偿援助和医疗、技术支持，一九九一年底各国陆续解除贸易封锁，中国经济重新回到百分之十以上增速。 苏联和东欧的剧变摆在眼前，左的声音再抬头，沪深股票市场刚起步就迎来大争论，改革开放看上去摇摇晃晃。 一九九二年，邓小平在南方多个城市之间来回，话说得很硬：中国人穷了几千年，不搞改革开放只有一条死路，发展才是硬道理，“姓资姓社”的争论先放一边，谁不改革谁下台。 当年的十四大写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几年的犹疑暂时告一段落，“下海潮”随之而来，体制内精英提着行李箱走向市场，中关村的新技术企业、温州的个人企业、广东的外向型企业迅速成长。十五大明确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民营企业真正有了名分。 几十年的路走下来，有人把经验压成三点：理念要正，领导力要硬；经济改革敢闯，政治改革拿稳节奏；落后国家要有后发优势，光学技术不够，还得学制度。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八日那天，北京会场的黑白照片这几年常被翻出来。 夜里站在一座城市的高楼上，看着楼下灯火密密麻麻，不由得要追问一句：如果那一天一切照旧，后面的画面，会是什么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