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羹尧在野史中被抹黑得太彻底，他从不是雍正的家奴，考取功名的时间比张廷玉还要早数年，真正发掘他的伯乐，其实是康熙皇帝。雍正登基之后，年羹尧早已察觉到朝堂中的危机，也曾主动上奏请求交出兵权，可雍正一面假意对他温言安抚，一面却在暗中磨刀霍霍，布下了清算的局。 很多人被野史的片面记载误导，总觉得年羹尧是靠着攀附雍正才平步青云的宠臣，实则这是对他一生最荒唐的误解。年羹尧绝非庸碌之辈，他自幼饱读诗书，21岁便考中进士，踏入仕途的时间比后来官至保和殿大学士的张廷玉还早三年，彼时的雍正还只是康熙众多皇子中并不起眼的四阿哥，根本没有能力对他进行提拔。真正识得他文武双全之才的，是康熙皇帝。康熙一眼看中了年羹尧身上的果敢与谋略，一路对他破格提拔，从翰林院的普通检讨，到四川巡抚，再到川陕总督，年羹尧三十岁出头便成为封疆大吏，这份恩遇在人才济济的康熙朝极为罕见。而年羹尧也从未辜负这份知遇之恩，镇守西南边陲时，他平定叛乱、安抚土司、整饬军务，把边境治理得井井有条；康熙晚年，朝堂势力错综复杂，年羹尧坐镇西北，牢牢掌控着边关重兵，成为康熙牵制各方势力的重要棋子，这样一位凭真才实学立足的能臣，又怎会是他人的“奴才”？ 雍正能顺利登基，年羹尧称得上是首功之臣。彼时康熙驾崩，皇十四子胤禵手握十万大军在外，对皇位虎视眈眈，朝堂内外暗流涌动，正是年羹尧以川陕总督的身份，牢牢把控着西北的军饷与粮草补给，断了胤禵挥师回京的后路，才让雍正的皇位得以坐稳。可自古帝王多猜忌，功高震主从来都是臣子的大忌。雍正刚继位时，对年羹尧的宠信可谓登峰造极，不仅封他为抚远大将军，还在奏折中直言“朕与你君臣相知，古今无二”，甚至称他为“恩人”，可这份看似深厚的君臣情谊，背后藏的却是无尽的试探与忌惮。年羹尧常年手握重兵，又在西北经营多年，势力盘根错节，军中将士皆对他俯首听命，这样一位手握重兵、威震一方的功臣，在雍正眼中，终究是卧榻之侧的隐患。 年羹尧久居官场，又深谙帝王心术，雍正登基后的种种举动，让他很快便嗅到了危险的气息。他清楚地知道，自己的功劳太大，兵权太重，早已成了雍正的“眼中钉”，为了自保，他主动向雍正上奏，请求解除自己的兵权，甘愿卸甲归田，只求安度余生。他以为自己主动示弱、放下权柄，便能打消雍正的猜忌，可他终究低估了帝王对权力的执念——一旦帝王心中的猜忌生根，便再无化解的可能。雍正收到奏折后，非但没有应允，反而对他温言安抚，说“卿乃国之柱石，西北安稳离不开卿，无需多虑”，这番话看似暖心，实则是稳住年羹尧的缓兵之计。就在年羹尧放下戒心的同时，雍正早已在暗中开始布局，他先是安插亲信到西北军中，逐步剥离年羹尧的兵权，再授意朝堂中的官员，搜罗年羹尧的“罪证”，那些见风使舵的朝臣看透了雍正的心思，纷纷上书弹劾，从“擅作威福、僭越礼制”，到“贪赃枉法、结党营私”，一条条罪名被不断罗列，层层加码。 而这些所谓的“罪名”，大多是无中生有或小题大做。年羹尧在西北治军向来严格，军中上下令行禁止，却被污蔑为“苛待将士”；他身为封疆大吏，往来间接受一些官员的馈赠，却被无限放大为“贪赃枉法”，比起当时官场的普遍腐败，这些行为根本不值一提。雍正要的从来都不是真相，只是一个除掉年羹尧的合理借口。他一步步收紧罗网，对年羹尧进行连番贬谪，从抚远大将军一路贬为杭州将军，再到闲散章京，最后甚至被贬为庶民，发配守城门。即便如此，雍正仍未罢休，最终为年羹尧罗列出92条大罪，其中凌迟、斩首的重罪便有30多条，却又假意“开恩”，赐其自尽。 公元1726年，年羹尧在狱中饮下毒酒，结束了自己大起大落的一生。临死前，他或许还在想，自己一生为大清鞠躬尽瘁，为雍正登基立下汗马功劳，最终却落得如此下场。他的悲剧，从来都不是因为他真的罪大恶极，而是因为他功高震主，因为他手中的兵权让帝王感到了威胁，更因为封建王朝中，君臣关系从来都逃不过“可共患难，不可同富贵”的魔咒。康熙是他的伯乐，给了他施展才华的舞台，让他从一介书生成为一代名将；而雍正，却借着他的功劳坐稳皇位，又用他的死，巩固了自己的皇权，震慑了朝堂中的其他势力。 野史总爱把年羹尧描绘成一个骄横跋扈、恃宠而骄的奸臣，却刻意忽略了他的才华与功绩，忽略了他主动交权求自保的无奈，更忽略了封建帝王为了权力的冷酷无情。年羹尧的一生，是能臣的一生，也是悲剧的一生，他的故事，道尽了封建王朝中功臣的无奈与悲哀，也印证了“伴君如伴虎”的千古箴言。那些被野史掩盖的真相，值得我们细细品读，因为读懂了年羹尧，便读懂了封建皇权下的人性博弈。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