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冬，悬赏已经到了三万大洋，陈毅却还是决定下山进大余城，他很清楚这笔钱足够买断一个普通农家的“一辈子安全”。 此前两年多南方游击，他带着旧伤在梅岭一带辗转，几次从上千人的“围剿”缝隙里突围，补给却少得可怜，山洞里躺着三四个重伤员，连退烧药都断了。 最关键的一步来自陈海，这个曾经的得力部下，打过十来场硬仗，被派去做兵运，却在高额悬赏和审讯面前倒向国民党，交出的第一份“大礼”，就是陈毅的行踪。 他托人捎信，说大余城里有爱国商人愿意提供一批棉被和粮食，数量能撑几十号人过冬，接头点在“团部”附近，这样的条件，对当时那支只剩百余人的队伍太有诱惑力。 进城后，陈毅看到墙上通缉令上自己的名字，悬赏从最初五千涨到三万，巡逻队大约十几步一岗，他知道这是在赌命，却一边走一边默记路口和哨位数量，这种习惯不是一朝一夕练成的。 向导嘴里反复念“团部边上”，客家话句尾含糊，他却先看见了“老记糖铺”三个字，又数到对面青砖房门口站着两名便衣，加上巷口三四个荷枪士兵，人数和火力都不像正常商号周边的配置。 “称半斤糖”这一句只占几秒，却打乱了埋伏节奏，街市里十几双眼睛都在看热闹，国民党兵顾虑当场开枪引起恐慌，这种“多一双旁观的眼睛就多一层约束”的现实，在很多城市抓捕行动里都出现过。 糖铺后院的小门，成了这次脱险的唯一出口，穿过一条不到百米的窄巷，他重新回到山林，才知道同一时间，梅山斋坑那边被一个排左右的兵力包围，战友提前转移，算下来差了不过一两个小时。 没多久，他又在梅岭被围二十多天，靠野果和几条干粮撑着旧伤，写下《梅岭三章》，那几句“断头今日意如何”等诗句常被后人当成绝命书，但从生存视角看，也是给后来者留的心理坐标。 从情报安全的角度看，这次脱险并不只是“方言救人”的巧合，而是警惕、地形熟悉、群众网络和敌我力量对比共同作用的结果，对于任何在高压环境下活动的组织来说，这类细节今天依然值得拆开来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