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自从2018年大洋彼岸对我方实施足以形成经贸冲突的一系列行动以来，我方似乎一直处于防御和守成的状态，尽管在最高战略层面调整了对大洋彼岸乃至全球化秩序的方向，比如不再与之寻求全新的大型主权实体关系，转而将战略重点放在其他发展中地区，根据疫后地缘格局重新梳理和选择互信较强的地区，并与之深化经贸往来等等。

其实，该轮国际经贸乃至政治秩序或格局发生重大转变的起始点并非2018年，而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

对于我国来说，2001年加入WTO是一个里程碑式的历史转折点，过往发展所遇到的所有问题至此全都迎刃而解，不仅创造出史上最大规模的对外制造商品贸易量，成为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出口导向型经济体，并以此优化经济整体结构，还将过往改革成果的市场经济体制优势发挥至最大。

基于大力发展诸如互联网、半导体等新一轮高效生产力的行业，涌现出如今足以冲击高端制造科技产业的一大批民营企业主体，未来将引领我国从以中低端制造、对外贸易出口、商品房地产及大型基建项目为主的旧有经济发展模式，彻底转型为全新的经济发展结构。

彼时我国正好处于新一轮科技生产力涌入民用领域，并且迎来经济规模效应的终端市场爆发期，加上我国具有幅员辽阔、地大物博等关乎地理禀赋，以及人力成本较低等规模优势，使得我国成功赶上了这趟经贸全球化体系发展最为黄金的时代快车。

2001-2008年间，我国每年平均GDP增速为12%以上，并于2010年成功赶超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只用了区区九年的时间，足以见得大国规模特征在数量型发展效率方面呈现出指数级增长的可怖之处。

可惜的是，好景不长。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似乎终结了我国攫取经贸全球化体系的发展红利，开始走向与外界更为融合的道路，比如越发嵌入由美元主导的全球金融及资本运作体系，甘愿与大洋彼岸一起承担这场危机的后果。

释放四万亿基础货币并开展大型基建项目也只是开端，往后全社会各个部门陷入过度借债导致的资产负债表衰退危机，还有以行政部门为主的市场经营主体陷入信贷驱动型投资扩张、不动产抵押证券化，以及行政过度干预导致价格自发调节机制时常失灵等危机。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外部势力寻求改变旧有的全球化秩序，原本获利最多的西方国家，彼时发现由于前期投入过大，或是做出一些方向性的行动失误，导致其等的财政收支结构被这场危机给击溃了。

大洋彼岸通过实施量化宽松的手段暂时控制住了危机，欧洲和日本就没那么幸运了，前者陷入欧债危机的泥潭无法自拔，后者不仅践行现代货币理论，还实施国债收益率控制曲线这类荒唐的举措，导致其经济基本面陷入长达数十年的停滞状态。

于是乎，大伙儿都把目光瞄准如何重构或干脆新建一个全球化利益格局的方向上。

2016年，在国内正式开启二、三线城市以下棚户区改造货币化安置项目的同时，外部势力开始联合亚太地区的国家或地区共同组建跨太平洋区域性贸易合作伙伴组织（TPP）。

同年，大洋彼岸的最高首脑宣称其军事力量即将回归亚太地区（后来改为印太地区），昔日全球化秩序内获益最大的两个主权实体，其等的对抗之势早已在彼时埋下导火索。

而之后的2018年又是一个充满各种意义的时代转折点，内部奠定“力比规大”的基本格局，并加大对社会各方面的管控力度。

外部则与我们于各方面越发背道而驰，大洋彼岸还对我们展开导致经贸摩擦的相关举措，包括但不限于将制造产业供应价值链从我国大陆地区转移至墨西哥或波兰这类近岸外包区域，以及印度、越南等东南亚地区这类友岸外包区域。

说到底，过往那个经贸全球一体化秩序早已分崩离析，其所衍生出来的制造产业供应价值链、国际经贸分工合作体系，以及高新技术产业应用规范标准等制度产物，统统都得面临全盘重置或部分优化的局面，由此关乎到旧有体系崩解后，基于人文主义产生不同方向的两大阵营对于自身利益基本盘的绝对捍卫，以及对于权力价值观建构体系的坚决拥护。

随之到来的全球疫情大流行，不过是全球化退潮的催化剂罢了，使双方的对峙格局加速形成。

现如今，面对外部势力咄咄逼人且火力猛烈的攻势，我方一直处于战略防守的状态，且不断消耗过往的发展成果。

疫情期间，中概股、港股、A股的估值不断被打压。

与此同时，以居民和企业部门尤甚的社会主体遭遇此前因过度借债和盲目添加金融杠杆，从而引发的资产负债表衰退危机；

由于边际效用递减的缘故，过往行政部门采取投资大型基建项目的手段，对于拉动经济增长的效果而言越发式微，叠加2021年推翻房地产这座“大山”的运动兴起后，商品房市场便一蹶不振的“灰犀牛”事件，基于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而获取收入的财政收支结构面临无法再持续下去的严峻态势。

除此之外，外部势力于近年来接连推出诸如《通胀削减法案》《芯片和科学法案》等类似于瓦森纳协定的制裁措施，用来应付我国的高端制造、科技创新、国产替代、产业升级、经济转型等重大战略目标。

然而，面对外部势力汹涌而来的攻击，我方一直展开防御态势、见招拆招，却没有制定全方位的反击策略。

对此，我认为是时候该考虑这档子事儿了。

放眼现在，距离大洋彼岸正式向我们“摊牌”已经过去六年之久，我国依旧是世界上最大的商贸货物出口国、论进口国则排名全球第二，而且是近百个国家的第一大经贸往来国。

倘若排除诸如ABC行动（Act of Anywhere but China）效果的规模滞后性这类“灰犀牛”因素，以及外部势力突然将我方踢出SWIFT（国际银行电子结算系统）这类“黑天鹅”因素，外部势力所能运用到位的武器已经越来越少，战略层面也逐渐显露出黔驴技穷的架势，虽然不至于到山穷水尽的地步，但已展现出攻势上的疲态。

至于伤及我们的部位也越发减少，从近期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即可看出，尤其是2024年4月份之后，随着美元加息持续的时间越来越久，全球经济、金融及贸易格局开始出现过度紧缩的态势，大洋彼岸和欧洲地区通胀高企，其他地区的国债收益率直线狂跌，而日元、韩元、泰铢等货币的汇率大有重演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的架势，距离全线崩盘只差一步之遥。

反观我们这边风景独好，不仅硬生生扛住了美元加息的攻势，还一举冲破压制，使主权货币计价的大类资产价格重回上升通道。

尽管房地产仍旧拖累宏观经济不断下行，但目前在应对决策上已经看到有望止住的趋势，比如实行一、二线城市全面放开限购等措施，再比如彻底取消制造业和金融业外资准入管制、针对“三大工程”项目的实施主体释放海量资金流动性等等，加上近期财爸允许央妈在二级市场认购国债，以及要求商品住宅去化周期超过36个月的城市减少土地供应等新鲜出炉的举措，无一不在宣示我方已为接下来的“对外反击战”做好铺垫。

而2024年5月，兴许就是我方在经贸和金融等方面对外发动反击战的最佳时刻。

身为专业学者，私以为这场反击战会在以下四个方向展开，并持续发力，它们分别是：抛售美债、印钞换锚、资产保值、供求并举。

前言提到过，由于外部势力试图重构全球化秩序的野心，加上未经获益或获益较少的小国开始合力“掀桌子”，目前的国际经贸合作体系早已摇摇欲坠，多边结构正逐渐瓦解成双边主义或单边制裁，虽不至于沦落成大厦倾倒的惨状，但其根基发生松动，旧有秩序的末日即将来临。

但请注意，过往那个经贸全球化秩序并非指代由美元主导的金融及资本流通体系，而是自1980年代中期以来时任大洋彼岸最高首脑的罗纳德·里根所提出的全球化倡议，演变到如今，随着金融创新过度化与资本流通自由化一起宣告“破产”，取而代之的是世界其他地区纷纷采取19世纪末期大洋彼岸的对外决策，即建立在民粹基础上的孤立主义。

如此一来，旧有的全球化秩序迅速退潮，出现各种手段欲摧毁近现代人类文明社会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互信机制。

造成这般现象的罪魁祸首只能是人性那复杂多变且呈现出叠加态的特征：

一方面看不惯负责任的社群滥用职权，扮演“世界警察”，甚至延伸出霸权作为的阴谋论，另一方面又埋怨全球化获益最多的社群使出各种手段规避肩负全人类文明和平稳定发展的重任。

尽管不排除由强者制定的规则与权责对等的自然规律相抗衡这一可能性的存在，但最关键的问题在于人类文明内部各社群之间并没有完全形成相互制衡且有效妥协的可持续合作机制，光是核威慑和大洋彼岸制度的建成尚不足矣。

于是乎，目前我们看到的所有现象皆是全人类正在退回到互不信任且越发形成攻击性的时期，几乎所有人都能肯定地给出答案：其极度不利于人类文明往后的发展。

那要怎么办？

作为被动且整体相对较弱的一方，我们无法给出真正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因为就连生存这类最基本的需求，我们都不一定能满足，又谈何为全人类提供可持续发展方案这种奢侈的妄想呢？

所以，现阶段的我们只能做到自保，为自己，为家人，为族群，为这片数千万平方公里土地之上的苍生。

前不久，日本央行才刚结束负利率和国债收益率控制曲线的政策，结果不到一个月，日元兑美元的汇率便开始呈飞流瀑布一般直下三千尺，从1：120暴跌至1：150的区间。

若不是日本央行及时出手干预，包括加大量化宽松力度，以及减持部分美债，这汇率下行的趋势恐怕还将持续一段时间。

日元疯狂贬值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我认为，得从三个方面看待日元贬值的影响，分别是对日本自身、对我国，以及对全世界。

对日本自身而言，其货币汇率大跌实则利大于弊。

何出此言？

我们先说其弊端，无非是短期内资产价格随之大跌，但奈何日本这些年积累的资产“血厚”即耐糙，只要止住下行的趋势，便无伤大雅。

我认为，本次日元贬值只有这一个弊端，如若读者认为还有其他弊端，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说完弊端，我们来重点分析其好处，至少我可以总结出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此乃结束长期通缩，以及实现货币政策正常化之后的自然现象。

第二，此乃日元资产均值回归的体现，为日后国际资本及本土资本构建投资机会，即抄底日本的优质资产铺平道路。

比如最近日本又一次兴起旅游热，利用汇率贬值，带动海外游客在日本消费，扩大其经济发展规模。

第三，论其对资源进口的影响，得益于老龄化和低欲望社会，所需资源与往年相比有所减少，故而受到的负面影响并不大。

第四，过往的资源储备和海外增量产值，可以在一段时间内有效对冲货币贬值带来的资产缩水风险。

第五，论其对制造业出口的影响，尽管会增加工业原材料进口所需的成本，但得益于从我国转移出去的部分产业链回流至日本本土，形成填补的态势，并逐渐具有规模优势，使得制造业出口的产值足以覆盖资源进口所需的成本。

以上对日本而言是第五个方面的好处，对我国来说恰好就是负面影响。

至于对全世界而言，以上对日本的第二个好处正好也为其资本布局于日本本土带来利好。

除此之外，没有发现其他方面的影响，如若有读者发现了，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委实说，这次的日元疯狂贬值，与美元加息已持续两年的时间多少有点关系。

由于国际资金一直回流大洋彼岸本土，导致其他货币始终处于承压状态，如今压力已到临界值，我们可以看到众多货币，尤其是亚洲主权实体的货币汇率于近日的表现均是“拉胯”的，包括韩元、新加坡元、泰铢等等。

然而，唯独我国的主权货币非但没有“拉胯”，反而十分坚挺。

至于具体原因为何，我已经在上一篇文章阐述得很清楚了，想了解的读者可以移步前往阅读。

比起这个，我更想反驳部分人士认为我国货币之所以坚挺，是因为于近期抛售了大量美债的观点。

不可否认的是，我国确实从2013年到现在的11年间拢共减持了价值5450亿美元的美债，从峰值的1.32万亿美元，降低到现在的7750亿美元，而且在过去的26个月中，有23个月都在减持。

但问题在于，我国减持美债的规模并非一朝一夕促成，而是花费了11年的时间才达到五千多亿，并非这些人所说的于近期才开始大量抛售。

而且抛售美债主打一个细水长流，每个月减持的规模都不是很大，对于汇率稳定而言，只能起到短期的托底作用。对于长期汇率来说，关键还得看主权信用及其资产的优质与否。

如何判断主权信用资产是否优质？

我认为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判断：

一是根据市场投资者的持有意愿，由此形成市场对其是否能够进行交易给予认可；

二是换手率始终高企，并使价格趋于稳定，或具有长期上涨的趋势；

三是其市盈率和市净率之比稳定在一定区间，外界对其的增长预期即估值始终处于合理区间；

四是锚定其的关联性主体足以形成可持续的投资净回报，用来支撑其估值呈长期上涨的趋势。

当然，以上这四个方面只是针对单一资产所做的判断，此外还得根据其所在的资本市场制度规范且完善与否、针对交易量或交易手段是否具有管制措施等限制交易流通的相关规定，以此判断资产交易会否受限，或资产定价是否合理等等。

由此我们得知，我国主权货币是因为近期减持大量美债从而使币值坚挺的说法，显然站不住脚。

现阶段我国主权货币“去美元化”即抛售美债，是否可行？

如果只是站在当下这个时间点来看，不去管以后多少年这种不确定性的问题，那么我的答案是行不通，具体原因如下：

首先，我国仍处于从出口导向型转变为内需驱动型这类关乎经济体形态升级的过渡期，中低端制造商品出口依旧是支撑我国宏观经济增长的重要行业或领域，没有之一。

而不可否认的是，能够消化世界工厂如此庞大产能的需求市场只有欧美日等少数发达国家或地区。

需求决定供给、消费决定生产，此属于十分简单的经济学常识。

我们只能嵌入需求方所构建的商贸体系，例如计价和结算等权限只能由对方所掌握。

没办法，根据契约缔结的现代化法治精神，谁叫对方是甲方，而我们是乙方呢？

所以，我们不能大量抛售美债，还得拿它产生的利息即美元，前往该体系，结算我们的劳动成果。

目前看来，我们价值三万亿的外汇储备中，美元资产正逐步减少，需要警惕起来。

其次，至少目前为止，我国的主权信用、货币及其资产还不能“去美元化”，原因关乎社会观念对待市场经济和资本交易的基本认知是否与时俱进、更新迭代，以及社会各方面的形态处于相对封闭抑或是充分开放的。

再来，“去美元化”即意味着与由大洋彼岸主导的各种全球化秩序或国际多边体系进行“割席”。

但扪心自问，我们是否具备建立一个比由美元主导的体系更符合市场经济运作规律的全新体系的实力呢？

如果答案是不具备的话，那么我们不仅不能“去美元化”，还得充分利用好由美元主导的全球化体系，拥护它才能为我们带来最大化的利益。

最后，我们所谓的“去美元化”，也就是抛售美债，无论再怎么减持，也无法改变其始终是全球最为优质的资产标的这一客观事实。

而判断其优质与否的体现，前面已经有实际的方法论了，像套公式一样将其套进去，再通过数理逻辑思维去推导，只要舍弃所谓的立场站队这类诡辩思维，我相信是个人都能得出符合客观事实的结论。

这时，我坚信总会有人站出来质疑：美债的扩张早就抵达天花板了，每年都要向债权方支付将近一万亿美元的利息，其早已成为美元霸权最大的潜在隐患。

一旦发生实质性违约，依靠锚定美债而向全球收取铸币税的美元霸权则会立马“暴毙而亡”，由美元主导的各种全球化体系自然也就土崩瓦解、不复存在了。

对此，我只想说：美债并不是美元霸权最大的隐患，而且最好祈祷美元霸权还能够一直维持下去，否则连咱们输成什么惨样都不得而知。

根据大洋彼岸的宪法规定，其所发行的联邦债券确实属于支撑美元霸权的一环，只因其代表五十个具有自治权的州，并替其等行使发行整体信用债券的权力，但真正决定美元霸权能否持续下去的主体，并不是这些债券市场的供给方，而是购买他们发行的债券的需求方或消费者，只有得到他们的认可，美元霸权才能经久不衰。

为何唯有美债是全球最具优质的资产标的，就跟美元为何能成为全球各主要经济体相互结算商贸货物的主流货币这个问题一样，需要探究美元全球化金融体系何以形成的底层逻辑。

在此跳过历史向的科普，直击“要害”：联邦制似乎歪打正着地赋予了美债更多实质性的信用权限，比如论其流动性，比其他国家或地区发行的债券还要好上不止一星半点；

再比如论锚定其的主体多样性，由于大洋彼岸的社会观念相较于其他地区更显包容，以及具有注重权利意识和个人自由等特征，致使其市场经济体制格外发达且完善，无论是商业还是学术都是全人类最为顶尖的存在，每年各类人才从全球各地涌入大洋彼岸，造就了其将内驱性优势作为体制整合的优先级，通过创造性破坏的方式缔造出一次能源革命、两次科技革命，以及N次商业范式革命。

不出意外的话，第二次能源革命和第三次科技革命又会是其所引领：氢能源、可控核聚变、人工智能、数字孪生、纳米材料等，而这强大的内驱性动力推动社会各方面基于市场经济规律作出符合现代化发展理念的各类行动。

就连曾任大不列颠首相的丘吉尔都忍不住感叹道：“当所有选择都耗尽后，大洋彼岸总能作出正确的决定。”由此可窥其体制纠错能力强大的冰山一角。

另外，全球化秩序实则并不会真正分崩离析，而是在旧有秩序破碎的废墟上新生出一个更为完整的秩序。

于是，考验各个主权实体的类终极时刻总有一天会到来，假若你的体制纠错和管理能力不及格，便会失去全人类的信任，从而永久失去执权的资格。

除此之外，终于到了大家最喜闻乐见的环节：论美元全球化金融及资本体系的“霸权”之处，体现在其利用那无与伦比的国际货物市场定价权，通过推高大宗期货和实际现货价格的方式，实现价值传递的目的，从而更加稳固以美元计价的资产价值。

利用通胀推高价格的方式，有效稀释并缩小美债所需偿还的固定期限的利息规模，而这便是与内驱性优势形成“孪生”状态的外化性，同样属于一种优势。

简要总结以上的“要害”：资产和证券的流动性充裕、市场经济发达、强大的内驱性和外化性。

此外，还有一个“要害”，那就是个人自由意志催生出来的权利意识和契约精神对商业生态的认知塑造，并强化其系统各环节运行的每一项能力。

包括但不限于交易环节是否顺畅、制度成本是否有所降低，以及行事效率是否有所提高，同时也会权衡各环节的操作可行性，并利用科学的方法，使群体与个体的最大化利益达到动态均衡，以此保证整个系统运行的可持续性。

综上分析，美债规模扩张的上限，乃至其利息规模的高企，都不是美元霸权最大的隐患，而是大洋彼岸一下子丧失上述的所有“要害”，这不仅是美元霸权最大的隐患，还是其所构建的全球化体系迎来真正末日的根本原因。

但试问各位：这种隐患成真的概率几何？

说完抛售美债，我们接下来探讨“印钞换锚”的可行性。

不可否认的是，我国主权货币的价值锚定物于近年来发生了根本性改变。

2014年之前，货币价值主要锚定在以美元及其流动性资产为主的外汇储备上，只因当时我国晋身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不久，主要依靠制造出口的工业体系实现创汇，加上彼时咱们的货币信用尚不足以收获主要经贸往来国的认可，另外就是我国内部的信贷扩张不足，因此需要锚定外汇来创造基础货币。

2014年之后，随着社会各个部门的信贷处于疯狂扩张的状态，锚定外汇发行货币的做法显然不够用了，于是上面放开锚定物的限制，将以美元为主的外储放开至锚定一揽子货币及其资产，并允许央行持有对金融企业及银行机构的债权，然后凭此扩张资产负债表，用以发行基础货币，再普遍投放给商业银行，或定向投放给政策性银行，以此壮大社会信贷规模。

其实，我国的货币本身就是作为以主权信用计价的各类资产用来锚定价值而存在的。

这些资产可以是国有资产，也可以是民间个人或企业财产运营所得的资金投入公共领域并产生收益回报的项目。

目前我国最大的信用资产是国有土地，其次是大型基础设施，而后是一、二线城市核心区域楼盘的新建商品房。

以此类推下去的话，几乎所有能产生正向收益的国内资产均属于主权信用资产。

然而，随着外部形势日益恶化、内部经济发展也遭遇严峻态势的情况下，部分人士宣称希望上面积极推动主权货币“去美元化”，并且彻底更换锚定物或锚定方向的相关举措，而他们的依据是2014年之后将主权货币价值锚定物多元化的措施。

我认为，先不急着反对他们的建议，而是通过实证思维和数理逻辑去推导以下的问题：

第一，我国主权货币可以将价值锚定在黄金等贵金属上吗？

对于这个问题，利用2014年更改基础货币投放标准这件事就能解释清楚。

当时的货币价值锚定为何要从美元外汇变成一揽子货币和金融机构的债权？

因为美元外汇增长的速度赶不上整个社会基于信贷扩张而创造实体经济财富的速度。

同理，黄金作为稀有贵金属，其数量的稀缺性注定与人类的欲望和需求会日益膨胀的特性天然产生悖离，用来锚定货币价值固然稳定，却无法随着资产增值或证券价值呈指数级增长而同步产生大量的黄金，半个世纪前布雷顿森林体系之所以会崩溃，就与这种悖离息息相关。

所以，在信用时代下，任何一款货币都可以将黄金作为价值参考体系的其中一个坐标，但不能将货币价值完全锚定在它们上面，当然也包括我国的主权货币。

第二，现阶段的进出口商品结算，我国主权货币可否全面替代其他外币？

其实关于这个问题，本文的前面已经提到过，根据市场经济的需求决定论，我国作为卖方市场，现阶段还无法动摇买方市场制定的规则，包括能否使用我国货币结算进出口商品，现阶段我们只能推进与部分国家或地区的货币互换机制，却无法覆盖对所有国家或地区的范畴。

第三，我国主权货币的价值彻底锚定国债将会发生什么？有何影响？

近期，有关财爸允许央妈在二级市场购买国债一事甚嚣尘上。

我认为，目前我国金融交易的主要形式是基于信贷投放而实现的，即间接融资。

既然是间接融资，那就注定了无论是商业银行购买行政主体债，还是央行直接下场购买国债，实体经济都很难获得货币乘数赋予的资金流动性，而这并不能作为与其他国家实施QE的本质区别，原因在于权力垄断货币发行与金融传导的性质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

另外，既然以后依靠发行国债且实质性QE的方式来扩充资金流动性，以及作为主权信用资产最根本的锚，那么想要在国际市场上具有竞争力，并非过往发行得少，即具有稀缺性就能做到的，而是被锚定的优质资产能否具有充足的流动性，以及能被赋予多少交易的价值属性。

美债之所以成为全球最受投资者青睐的资产标的，原因是其具有多方面的竞争优势，包括流动性强、优质资产多、认购基数大等等，而其中流动性强涉及市场经济制度完善、资本市场交易机制成熟，优质资产多属于营商环境优良、企业经营管理制度成熟，认购基数大则证明其受到国际市场投资者的认可，并甘愿为其形成的主权信用背书。

反观我们国家，如若发行主权债券，能否做到像美债那样具有竞争力呢？

光是优质资产的交易流动性这一点恐怕就会陷入制度性无能的泥潭，需要面临公有制主体普遍垄断作为优质资产的产业资源，以及产权制度未能完善，导致壮大认购基数的合法性不复存在的现状。

综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结论：现阶段推行彻底的“印钞换锚”，无论是锚定黄金、生产力，抑或是锚定国债，即主权信用的最高形式，非但皆不可行，反而后患无穷。

探讨完印钞换锚的不可行性，我们紧接着来看一下资产保值的重要性。

前文说过，近年来我国的优质资产似乎总是被外部的无形之手给压制着，丝毫没有绝地反击的机会，虽然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所反弹，但总的来说，上涨的幅度始终填不满下跌的幅度。

尤其是身处于外部的中概股和港股，拉长时间段来看，可以说是“大跳水”的级别，离岸货币汇率也是从六区间下降到七区间。

至于国内的大类资产，主要是房地产市场，其一线城市核心地区楼盘的新建商品房同比下降三成左右，其他地区的商品房或二手房市场就更不用说了，有的地方直接腰斩，或跌去六、七成，导致部分银行理财或信托项目也跟着出事儿，只因其底层资产构成正是以房屋为抵押物，或是与之相关的城投经营贷款或个人住房贷款。

内外资产量价齐跌，必将导致社会增量财富大缩水，而存量财富或资源也会在各种债务违约或杠杆断裂的危机中逐渐被消耗殆尽。

这就是经济学家欧文·费雪提出的债务通缩螺旋效应，一般来说其发生在经济衰退乃至萧条的时期，一旦陷入进去，就会出现投资标的荒、个人收入和企业利润下降或增长停滞，社会物价却不断在上涨，导致全社会各个部门的收入（利润）增速不仅跑不赢物价上涨的速度，还输给了货币发行的速度，从而致使经济系统乃至全社会的方方面面处于越发紧缩的状态。

诚然，论我国主权信用资产何以贬值，国内经济体制的周期性和结构性问题乃是其主要原因。

但比起这个，本文更想探究外部势力对其施加的动机和效果如何。

近期，关于美元加息的动机是为了收割全世界的优质资产的讨论声明显多了起来。

对于美元加息的动机，此前我已经写了好几篇文章反复提及一个观点，那就是其施政的动机或目的始终以自身形势为主，对外界的反应或影响实则不那么在意，但我并没有否认其不会为了收购廉价的优质资产，从而动用调节利率的手段这一可能性。

比如近期亚洲各国货币纷纷大幅度贬值，我认为此景确实是美元持续加息所导致的负面影响之一，但我还认为其对我国优质资产的收割手段并不同于对待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属于一种全新的、另类的手法，那就是寻求在重新构建的全球化体系内彻底做到“ABC”行动。

目前该做法已经非常具体且详细了：

先是在中低端制造行业寻找能够替代我国作为世界工厂地位的其他国家或地区，比如近岸外包的墨西哥，以及友岸外包的印度；

然后在高端制造和科技创新领域对我国采取三段式的方法：在市场准入方面通过知识产权专利或提高关税等手段实行打压措施；

而在技术应用规范标准方面构建不同的技术研制路线，利用市场化充分的降本优势，实行分化国内出海企业之于利益基本盘的措施；

再然后，在各种以美元或欧元等主导的商品定价、结算及储备等交易市场里始终拒绝增设我国的货币币种，或者干脆拒收，而我们作为卖方市场，实则是没有办法应付的。

外部势力这么做，具有合理性吗？

如若遵循市场经济的一价原则，当前全球化秩序根本就不属于同一个市场经济运作体系，所以也就形成了非对称竞争的态势，各方以自身生态位所具有的资源要素为竞争优势，将其变成博弈筹码且势必要达到均衡状态，所以对于各方如何动用方式、方法或手段，只要不涉及现代人类文明道德和法律共同的底线，即不触犯所谓的由普世价值观所构筑的国际法或公约条例，也就无可厚非。

综上分析，外部势力采取三段式的方法，不仅使我们的主权货币国际化战略化为泡影，还对我们的大类资产进行全方位的打压，使其等价格始终维持在低位区间，逐渐丧失其等流通于全球资本交易市场的主导权。

面对如今这般极端恶劣的状况，我们要如何做到资产保值？

这就不得不涉及到第四部分所要讲述的内容，即“供求并举”。

近段时间以来，上面为了贯彻落实“以旧换新”的决策可谓是煞费苦心。

为何今年要开展“以旧换新”的活动？

因为近年来我国经济出现了产能过剩的问题，为了解决它，所以才推出以旧换新的相关措施。

而产能过剩最严重的行业当属房地产。

然而，我认为，以旧换新只是针对家电、家具等领域所做的产能出清策略，尽管目前房地产市场也出现了相对严重的产能过剩，以及亟待去库存的问题，但由于商品房动辄需要花费个人或家庭百万元储蓄或杠杆的级别，并非开展一两次“以旧换新”行动就能完全消化得了的。

根据经济学家朱格拉提出的房产周期理论，至少需要5-8年，长则10多年的时间才能彻底消化完毕，而且在此期间，不得徒增土地供应、开发商经营贷款等等，而是建立健全融资准入制度，将资金流动性注入相关主体，尽快修复资产端负债问题，然后开展良性且健康的住房经营业务。

从近期针对楼市所推出的一系列政策中，我们可以看见这种趋势：对商品住宅去化周期长达36个月以上的城市将减少土地供应，以及各地方逐渐落实房企融资白名单和协商机制。

目前我国经济最大的结构性问题是什么？我们要怎么做才能解决它，或是改善它？

这就得回到第三部分末尾提出的那个问题。

我认为，唯有“供求并举”的战略，才能使我国大类资产保值，从而稳定主权信用。

什么是“供求并举”？

很简单，我们既要维持全世界规模最大且效率最高的生产力水平，同时也要壮大成全世界最多的有效需求来源地，拥有全世界最旺盛的购买力。

这就跟上面提出的“内外双循环”经济体系，以及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概念差不多，但“供求并举”更多强调的是生产与需求并存，但又不是平行关系，而是彼此共生。

如今我们拥有全世界最顶尖的生产力，但在购买力方面，相较于发达地区，仍处于落后的状态，而这也是我们被迫成为卖方市场的根本原因。

那么要如何提高购买力，才能实现“供求并举”呢？

我的答案是：基于存量资源的再分配，而非重点在于增量财富的创造上，尤其是如今咱们步入了后工业化、后现代化的发展阶段，不仅在思想认知上要及时转变过来，在行动上也得表现得更加积极才行。

首先，针对利益基本盘的存量资源再分配，一定会涉及到全方位的制度性改革，比如从地租经济转变成市租经济，从土地财政转变成股权财政等等。

关于这些，需要到今年七月份最高层议事后才能决定下来。

其次，如何构建并完善针对居民的三次收入分配制度；针对企业部门的减税降费常态化、制度化，以及推动直接税制改革；使居民和企业部门的资产负债表尽快恢复过来，并且使其等的收入增速（劳动获益增速）始终跑赢工业生产值或货币发行值的增速，对于再分配制度来说至关重要。

再来，增设民生保障和社会福利建设项目也能促进再分配制度的改革，既可以将原先投入到基建领域的大量低效乃至无效的财政投资，转化为建设民生保障领域的有效投资，也可以通过盘活国储的方式，形成可持续的资金流动性，注入到现有的社会福利及民生保障项目，或者干脆新建一套全民基本收入保障体系，为再分配制度的建成做出卓越的贡献。

最后，大力发展市场经济体制，利用市场化运作的方式构建全新的社会保障体系和民生福祉项目。

比如近些年来，互联网平台兴起的各类“刷金币”活动，只需要看广告或刷视频就能获取收益。

虽然从本质上来说，这种活动是各大平台为了留住用户而使出的招数，但在往后步入“赛博时代”的背景下，以及人类学家尤瓦尔·赫拉利提出的“无用阶级”论，作为补偿被人工智能和工业机器人所替代的失业人员的解决方案之一，我认为通过构建并完善这种存量资源再分配的制度，足以应对未来这场必将发生的社会性危机。

写在最后

综上所述，面对外部势力越发猛烈的攻势，以及内部发展经济时所累积的各种问题集中在一起快要爆发的严峻态势，我方必须要规划并打响一场对外反击战：

一来，提振经济、鼓舞士气；

二来，转移目标，加强防御的同时，还能在其他方面集中火力，发动压制措施；

三来，充分发挥权力相对集中的制度优势，将反击战演变成大决战，一举歼灭敌方的有生作战力量。

对此，我个人提出了四大举措，为这场对外反击战打开策略上的行动思路，它们分别是：抛售美债、印钞换锚、资产保值，以及供求并举。

总之，此时此刻便是我方在经贸和金融等方面对外发动反击战的最佳时刻，只要十四万万同胞齐心协力、同仇敌忾、众志成城、团结一致，我相信这场对外反击战的胜利必定属于我们！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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