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初夏沈阳干休所的一间病房里，91岁的高崇德瘦得只剩一把骨头，眼看就撑不住了，却突然睁开眼，用含糊但特倔的辽西口音说：“我就是国民党一直在找的军火大盗。” 这话一出口，屋里十几个人全懵了，谁能想到，一个快离世的老太太，年轻时居然干过这么“惊天动地”的事？ 屋里的人不光懵，连手里的东西都差点掉了——值班的护士手里还捏着没写完的护理记录，笔尖顿在纸上，墨点晕开一大片；她的小儿子攥着她枯瘦的手，指节都泛白了，嘴里直念叨“娘，您这是说啥胡话呢”，其实心里比谁都慌，活了几十年，从没听过娘提半个字的“军火”事儿。要知道这沈阳干休所里的老人，多半是抗战、解放战争时期的老革命，可“军火大盗”这名号，还是头回从一个快九十的老太太嘴里听见，而且还跟“国民党找”挂钩，没人敢随便接话。 高崇德喘了口气，眼神倒亮了些，又用辽西话补了句“没骗你们，1936年在沈阳小西门开杂货铺，我跟老李头一起，往抗联那边运过二十多支枪”。这话后来跟干休所留存的东北抗联地下组织档案一对，还真对上了——档案里记着“1936年春，沈阳地下交通站有高姓女同志，以杂货铺为掩护，负责转运日军军火至抗联辽西支队”，没写全名，却跟高崇德的经历严丝合缝。 没人知道，这老太太年轻时根本不是“享福的命”。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沈阳被日军占了，她男人是个木匠，因为不愿给日军做军用木箱，被打残了，没过两年就走了，留下她带着两个孩子，靠一间小杂货铺糊口。那时候抗联缺枪缺弹，日军把军火库看得比命还重，地下组织找上来时，她没半点犹豫就应了，不是不怕，是恨透了日军——她男人的仇、街坊里被日军抓去当劳工没回来的人，都让她觉得“能给抗联送点枪，就算死了也值”。 她当“军火大盗”，从不用硬抢，全靠“巧劲儿”。先跟日军后勤的一个小兵套近乎，那小兵爱喝她铺子里的散装白酒，她就天天留着好酒，偶尔还送点咸菜，慢慢摸清了日军军火库的换岗时间，还有运货的路线。每次转运，她都把步枪拆成零件，有的藏在装面粉的麻袋底，有的裹在孩子的棉袄夹层里，最险的一回，她把枪管藏在装咸菜的缸里，日军来查货，伸手从缸里捞起咸菜尝了尝，嫌太咸骂了两句就走，她站在旁边，后背的汗把里衣都湿透了，却没敢眨一下眼。 那时候国民党也在查“偷军火的人”，不是为了抗日，是怕军火落到共产党手里。有一回特务盯上了她的杂货铺，蹲了三天岗，还是她邻居大娘帮着打掩护，说她就是个“守着孩子过日子的寡妇”，特务才撤了。从那以后，她更不敢跟人提这事，连两个孩子都没说，就怕特务找来，连累家人。后来抗战胜利，她跟着地下组织参加了土改，再后来进了干休所，一辈子安安静静，没人知道她当年跟死神擦肩而过那么多次。 其实以前提起东北抗联英雄，咱们多半先想到杨靖宇、赵尚志这样正面跟日军拼杀的将领，却很少有人关注高崇德这样的地下工作者。他们没打过“大仗”，没立过“显功”，却在日军、特务的眼皮子底下，一点点给抗联送军火、传情报，就像藏在暗处的“火苗”，看着不起眼，却能帮着抗联的“大火”烧得更旺。高崇德到快离世才说这事，不是想邀功，是怕带着秘密走，对不起当年跟她一起送军火、后来被日军抓去牺牲的老李头，也对不起组织的信任。 没过几天，高崇德就离世了，临终前还跟孩子说“别跟外人炫耀，我就是做了该做的事”。她的事迹后来被干休所整理上报，补充进了东北抗联的地方史料里，没多少文字，却把一个普通老太太的“英雄气”记在了纸上。 现在再想起这事，就觉得“英雄”从来不是只有一种样子。不是非要战死沙场、名声远扬才叫英雄，像高崇德这样，守着秘密、冒着性命帮着国家抗日，一辈子低调，到最后才敢说出过往的人，同样是真英雄。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