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王明”强烈恳请毛主席给他改名字，毛主席笑着说道：“你这个名字很好嘛，国际代表嘛！”“王明”急了，说道：“就因为这样，别人总笑我，请主席给我改个名字吧！” 1907年的湖北阳新县，王惟允出生在大湖地村的一户贫苦人家。 谁知道这个后来接连失去双亲、靠大姐挨家讨奶才活下来的孩子，会在几十年后成为开国上将，还让毛主席亲手为他改了个响彻军营的名字。 王惟允的童年全是苦味，两个哥哥早夭，三个姐姐被送作童养媳，母亲在他不满周岁时就走了。 十岁出头的大姐被父亲从婆家叫回，抱着襁褓里的弟弟满村转，哪家大娘有奶水就往哪家去，后来能吃米糊糊了，大姐就每天熬得稠稠的喂他。 直到六岁，大姐才重返婆家，这份姐弟情成了他童年最暖的光。 1926年的风，吹到了鄂东南的乡村，大冶、阳新一带的工农运动闹得红火，19岁的王惟允被乡亲们推选为乡农协委员，踩着这股革命浪潮，他踏上了征途。 投身红军后，王惟允遇到个哭笑不得的麻烦。 连长余钧是广东人，每次点名都把“惟允”念成“翁翁”，队列里总会响起憋不住的笑声。 那时红军战士大多识字不多，复杂的名字确实不方便，他跟连长商量后，就把名字改成了简单好记的“王明”。 可没高兴多久，新麻烦又来了——当时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也叫王明。 那位代表因推行左倾错误路线名声不好，战友们总拿这个跟他开玩笑，时间长了，他心里越发不是滋味。 1936年12月，从红军大学毕业的王明正要赴任新职，毛主席专门召见他和贺晋年谈话。 任务交代完，毛主席见他站在那儿欲言又止，就主动问：“有困难尽管说。” 王明深吸一口气，站起来挺直腰杆：“主席，我想改个名字。”毛主席听了眼睛一亮，笑着打趣：“叫王明多好，国际代表嘛。” 这话让王明更不好意思了，红着脸解释：“就是因为这个，大家总跟我开玩笑，所以我请求改名。” 毛主席当即点头同意，顺手从笔架上拿起毛笔，在宣纸上写下任命：“命令贺晋年任二十七军军长，王平任二十七军政委。” 就这样，“王明”成了“王平”，这个名字既庄重又好记，还暗合了蜀汉名将王平稳重善战的品性。 改名后的王平，在战场上真就打出了“稳准狠”的劲头。 第五次反“围剿”时的广昌保卫战，敌人凭着优势兵力冲破防线，都快打到红军指挥部了。 王平带着红十一团作为预备队顶上去，敌机在头顶轮番轰炸扫射，部队两个营打光了大半，每个连队平均只剩二三十人。 他握着枪冲在最前面，喊着“跟我上”，硬是把敌人的进攻给顶了回去，保住了指挥部。 长征路上，红十一团要么当先锋开道，要么做后卫掩护，四渡赤水、夺占娄山关、保卫遵义城，每次都啃最硬的骨头，稳稳护住了党中央和军委机关。 解放战争打清风店，王平指挥部队守了两天两夜，把敌人死死拖在原地，给大部队合围全歼国民党第三军留出了关键时间。 1953年入朝当二十兵团政委，他跟战士们讲：“要打就打大仗、打恶仗，打出中国人的骨气。” 随后他和杨勇司令员抓住机会，发起金城反击战——这是志愿军在朝鲜的最后一场大仗。 十四天的血战，部队收复了160平方公里土地，把战线往南推了好几公里，敌人实在撑不住了，只好在停战协议上签了字。 这场仗后来成了我军阵地进攻战的经典范例，王平的硬仗名声也传到了国外。 1955年授衔，王平戴上了上将军衔，胸前挂着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离休后他也没闲着，一笔一划写回忆录，把革命年代的故事都记下来，想留给后人看。 王平这辈子，最难得的是军政两头都拔尖。 近二十年里在五个大军区当政治主官，把部队思想工作做得扎实；上了战场又能领兵冲锋，硬仗恶仗从没含糊过。 他那两次改名也不只是换个称呼，第一次是为了方便行军打仗，第二次是找准了自己的革命定位。 毛主席给的不仅是个名字，更是一份期许，而他用一场场胜仗，把这份期许变成了实打实的功绩。 从阳新乡村讨奶吃的孤儿，到镇守一方的开国上将；从战场拼杀的悍将，到写回忆录的老者，王平的一生从来没离开过“稳”字——打仗稳、做事稳、做人更稳。 从讨奶求生的孤儿到镇守一方的上将，王平的一生藏着中国革命最朴素的真理：信仰撑得起苦难，能力配得上使命，品格守得住初心。 【评论区聊聊】在王平打过的所有硬仗里，哪一场最能让你感受到革命先辈的血性？ （信源：王平：毛主席曾帮其改名 担任大军区政委时间最长——中新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