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6月，刘洪才带着3名侦察兵乔装成日军的样子侦察回来，遇见了5名民兵，刘洪才拿出香烟来派，突然转身刺刀刺入了一名民兵的心脏。 烟雾还没散开，刺刀已经刺穿了对方的心脏。 谁也没想到，刚才还递烟说笑的“自己人”，转眼就成了生死仇敌。 这一天的河北易县山区，空气里除了烟草味，还弥漫着比硝烟更浓的杀机。 5个穿着粗布褂子的“民兵”站在路边，扛着土枪，脸上堆着笑。 可走近了才发现，他们的衣服虽然脏，却没有补丁，土枪的枪口总是若有若无地对着我们。 领头的国字脸眼神太亮了，像鹰盯着兔子，问我们从哪来、要去哪，连鞋上的泥点都要盘问清楚。 这种过度的“仔细”，反而让我们心里发毛。 我注意到他们脚下的布鞋，鞋面干净得不像天天在山里跑的民兵。 我们侦察兵的布鞋底子磨出的纹路都是斜着的，那是常年翻山越岭的记号，可他们的鞋底平整，更像是新做的鞋子刻意蹭了泥。 刘洪才递烟时手故意抖了一下，烟盒掉在地上，弯腰捡的时候，他给我们使了个眼色那是出发前约定的“有情况”信号。 对方接烟的动作露出了破绽，食指和中指间没有老茧，反而有握枪留下的硬皮。 这种手型我见过，在被俘的日军特务手上。 刘洪才突然笑了，比哭还难看的那种，就在对方愣神的瞬间，他吼了一声“杀”，刺刀直接捅进了国字脸的心脏。 我们三个反应过来，枪托砸、刺刀捅，没等对方拉开枪栓就解决了战斗。 翻尸体的时候，铜制的“勋八等白色桐叶章”从他们内衬掉出来，这下真相大白是日军伪装的“特别挺进队”。 刘洪才后来跟我说，他当侦察兵五年，见过太多这样的“自己人”。 1938年那次送鸡毛信，他踩着死人堆过封锁线，就是靠敌人军靴的脚步声判断位置。 这次要不是那双新布鞋露了马脚，我们四个可能就成了对方邀功的“人头”。 我觉得这种在生死瞬间的决断，不是天生的，而是无数次侦察任务练出来的本能。 那时候日军为了破坏根据地，专门组建了伪装部队，穿着八路军的衣服，唱着《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到处渗透。 我们也有对策，比如夏天见面就问“豆角摘了吗”，这是只有自己人才懂的暗号。 刘洪才的“飞毛腿”名号也不是白来的，有次他一天跑了120里地送情报，鞋底磨穿了，就用破布裹着脚继续跑。 战斗结束后，刘洪才把那双磨破的布鞋收了起来，鞋底的纹路里还嵌着易县山区的泥土。 后来在1941年“五一扫荡”时，他就是凭着对地形的熟悉，带着3名被俘干部从日军眼皮底下溜走。 1943年他腿被地雷炸伤转业，临走前把那双布鞋送给了新侦察兵，说“记着，敌人会装，但脚不会说谎”。 现在那双布鞋还在纪念馆里，鞋面上的血渍已经发黑，鞋底的斜纹却依然清晰。 这种从细节里嗅出危险的敏锐，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本事，就是把每一次侦察都当最后一次来做的认真。 就像刘洪才常说的，“猎人不用眼睛看狐狸，用鼻子闻，用耳朵听，用脚底板去感受敌人装得再像，也藏不住骨子里的味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