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25岁的女战士江涛，被阎锡山的手下五花大绑押到了刑场。眼看着就要行刑了，没想到旁边一个军官突然凑上来，伸手捏着她的脸，嬉皮笑脸地说：小姑娘，别这么死心眼，要是你肯跟我结婚，我保你活下来，咋样？ 麻绳深深勒进江涛的手腕，血珠顺着指尖滴在青石板上，晕开一小片暗红。她没看那军官，目光扫过刑场外围——几个百姓正偷偷抹泪，其中那个挎着竹篮的老汉，篮子里还放着半块没吃完的红薯，那是江涛上周帮他家抢收玉米时留下的。 刑场边的老槐树歪歪扭扭地站着，树影把人群切割成明暗交错的碎片。这里本是村里的晒谷场，上个月江涛还带着队员在这里帮着脱粒，扬起的谷糠落在她蓝布褂子上，像撒了层霜。可现在，枪口对准了她单薄的胸膛，而持枪的人，本该是和她一起打鬼子的“友军”。 “呸！”一口带着怒火的唾沫狠狠啐在军官脸上，江涛的声音像淬了冰。她猛地挣了一下绳索，手腕的血痕又裂开一道，“你也配提‘结婚’二字？拿着枪对着中国人，对着抗日的同胞，也配叫军人？” 围观的人群里，有个老汉突然红了眼眶——他还记得，上个月江涛还带着队员来村里帮着抢收庄稼，临走时还塞给自家孙子一把糖，说“等打跑了鬼子，让娃能安心上学”。那糖纸在娃手心里攥了三天，甜得像从没尝过的日子。 军官抹了把脸，脸上的嬉皮笑脸瞬间变成狰狞。他抬脚踹在江涛膝盖上，想让她跪下，可江涛硬生生扛住了，膝盖砸在冰冷的石板上，发出沉闷的声响，她却连眉头都没皱一下。“给脸不要脸！”军官拔出腰间的手枪，顶在江涛的太阳穴上，“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要么跟我走，要么现在就脑袋开花！” 有人或许会说，何必这样硬碰硬？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可他们不知道，江涛的家人早在一年前就被日军杀害，是抗日队伍的同志用一碗热粥、一件棉衣，把她从坟堆旁拉了回来。那些人说“活着不是为了苟活，是为了让更多人活得像人”，这句话刻进了她的骨头里。 江涛望着刑场远处的山岗，那里曾是她和战友们秘密集会的地方。多少个深夜，他们借着月光印发传单、组织群众，为前线输送粮食和弹药。25岁的年纪，本该是梳着辫子、围着灶台的姑娘，可山河破碎的年代，她拿起了笔和枪，只想让家乡的百姓能过上安稳日子。 “我江涛生是抗日的人，死是抗日的鬼！”她的声音越来越高，穿透了刑场的死寂，“你们这些背叛民族的败类，迟早会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那军官被江涛的气势震慑住了，愣了几秒才反应过来，恼羞成怒地吼道：“行刑！” 枪声响起的那一刻，江涛依旧保持着站立的姿势，眼神里没有丝毫畏惧，只有对这片土地的眷恋和对胜利的期盼。她倒下的瞬间，有百姓忍不住哭出了声，而那军官脸上的得意，在阳光下显得格外刺眼。 有人想上前说情，却被阎锡山的士兵用枪托逼了回去，冰冷的枪口让百姓们敢怒不敢言。可老汉怀里的孙子突然挣脱出来，举着那把早没了糖的糖纸，奶声奶气地喊：“江阿姨说，糖会有的，学堂也会有的！” 江涛不是不怕死，只是比起苟且偷生，她更愿意为信仰献出生命。而阎锡山部队里这些人的行径，恰恰暴露了他们“联共抗日”背后的虚伪——一边打着抗日的旗号骗取民心，一边对真正抗日的进步力量下狠手，这样的队伍，怎么可能赢得百姓的支持？ 在那个风雨如晦的年代，无数像江涛一样的青年，用血肉之躯筑起了民族的脊梁。他们或许没有惊天动地的功绩，却用最坚定的信念，诠释了什么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那些妄图用威逼利诱动摇革命者的人，永远不懂，有些信仰，早已融入骨髓，宁死也不会妥协。 刑场的风还在吹，把老汉的呜咽、孩子的哭喊，还有江涛那句“等打跑了鬼子”，一起卷向远方。许多年后，当孩子们在窗明几净的教室里读书时，课本里或许不会写这个叫江涛的姑娘，但那把攥皱的糖纸，早已成了这片土地最珍贵的书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