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在南极考察站里，27岁的苏联医生给自己注射了麻醉剂，然后亲手切开了自己的肚皮，没有人能想到，他完成了一个不可能完成的奇迹。 极夜的南极，暴风雪像无数把刀子刮在“新拉扎列夫”考察站的木屋上，发出呜呜的声响。 27岁的列昂尼德·罗戈佐夫缩在硬板床上，右手死死按住右下腹，疼得额头直冒汗——那疼已经从三天前的隐隐作痛，变成了此刻像有锥子在扎的剧痛。 他是这个13人考察站里唯一的医生，再清楚不过这症状意味着什么：急性阑尾炎，而且炎症已经扩散了。 墙上的温度计指向-42℃，最近的有手术条件的科考站在1600公里外，无线电里气象员说，暴风雪至少还要刮三天。 桌上那把刚煮沸消毒的手术刀，在探照灯下闪着冷光——他知道，这是唯一的生路。 一年前报名南极越冬任务时，这个列宁格勒外科医生想过无数种可能：冻伤、雪崩、设备故障……唯独没想过，要亲手给自己开刀。 考察站的日子本是规律的重复：白天修被风雪压弯的天线，铲比人还高的雪堆；晚上在柴油发电机的嗡嗡声里翻医学期刊，或者帮队友处理些小伤小病——三天前，他还用手术包里的缝合线，给队友缝过被冻金属粘掉的手掌皮。 4月29日深夜，疼痛突然升级。 他躺平，手指按压右下腹那个医学课本里明确标注的“麦氏点”，疼得猛地吸气；再抬手压下去突然松开，反跳痛像电流窜过全身——典型的急性阑尾炎，而且已经化脓了。 体温表上的数字爬到38.9℃，和他心里的焦虑一起往上窜。 “必须立即手术……等不了……”无线电里基地医生的声音被杂音切碎，他放下听筒，看着围过来的队友：站长别洛乌索夫的手在围裙上擦个不停，年轻的气象学徒脸白得像张纸。 两个小时后，手术方案定了：两张桌子拼起来当手术台，探照灯和床头灯从三个方向打光，站长按住他的肩膀，机械师递器械，学徒举一面方形镜子——角度得刚好，让他能从镜子里看见自己的肚子。 “镜子里的影像会左右颠倒，”他对举镜的学徒说，“你手一抖，我就找不准位置了。” 夜里10点，他拿起装着普鲁卡因的针管，往自己肚皮上扎。 针尖刺入皮肤的瞬间，身后传来一声抽气声——是别洛乌索夫没忍住。 麻醉药在皮下散开时，那种胀痛感异常清晰，但他知道，更难的还在后面。 第一刀划在髂骨内侧，12公分长的口子，皮肤翻开，脂肪层黄白相间地露出来。 止血钳夹住小血管，牵拉的疼让他胃里翻江倒海，他停下，示意学徒用酒精棉擦他额头的汗——那汗已经流进眼睛里，蛰得生疼。 腹膜薄得像张纸，划开的瞬间，一股温热的东西涌出来，带着脓的腥臭味——阑尾已经坏疽了。 举镜的学徒突然转过头，肩膀微微发抖，但举镜子的手没动。 找阑尾花了37分钟。 肠管因为炎症粘成一团，在颠倒的镜影里像乱麻，他只能把手指伸进腹腔，隔着橡胶手套一点点摸——肿胀的盲端，硬邦邦的，就在那里。 当那截紫黑、肿得像拇指的阑尾被拉出来时，连一直没说话的机械师都低低“啊”了一声。 结扎、切除、包埋残端……最后一针缝完，他看了眼钟：23时45分。 器械盘里，12块纱布都染了血，缝合线用掉了20公分。 术后第四天，他让学徒扶他坐起来，自己拆敷料。 伤口边缘对得整整齐齐，只有一点点红，没感染。 他拿起镊子夹着线头，一针一针拆——每拆一针，肚子就跟着抽一下，但手没抖。 体温在第三天早上降到37℃，两周后站在气象记录仪前时，裤腰松了一大圈——体重掉了5.4公斤。 他把存粮里的土豆偷偷多分给队友：“我这几天吃不了多少，你们多吃点。” 后来有人问他，当时怕不怕。 “怕有什么用？”他说，“当时算过，手术成功率大概40%，等救援的成功率是0%——选哪个不用想。” 1961年10月，他被授予“劳动红旗勋章”，证书上写着“表彰其在极端条件下表现出的专业勇气”。 但他再也没回过南极，就在列宁格勒一家普通医院当外科医生，直到2000年因肺癌去世。 病逝前一年接受采访，记者问他那次手术算不算“奇迹”。 他笑了笑：“哪有什么奇迹？就是一个医生在该做决定的时候，做了该做的事。” 那把划过他肚皮的手术刀，后来被送进了博物馆。 冰原上最非凡的工具，从来都不是刀本身，而是握着刀的那双手，和那双手背后的冷静与专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