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2001年将那幅《江南春》以“调剂”名义处置的签字人，竟身兼三职——既是南京博物院副院长，又是经手文物的文物店法定代表人，还担任着收藏协会会长。 这哪里是合规的文物调剂？分明是手握审批权、经营权与行业资源的多重身份叠加，形成了“自己审批、自己经手、自己交易”的闭环操作。国有文物本应遵循严格的调拨流程，却在这样的身份交叉中，沦为可随意调配的资源。更值得关注的是，连陆挺先生也在该收藏协会担任顾问，这个关联紧密的圈子，无疑为违规操作提供了隐蔽空间，外人难以介入监督。 难怪马未都先生盯着那张仅标注“顾客”的发票直摇头。熟悉文博行业规则的人都清楚，上世纪末至本世纪初，文物交易无论公私，实名登记都是基本要求——一来防范赃物流通，二来留存溯源凭证。在如此重要的文物处置中隐去买家真名，绝非无心之失，更像是刻意规避后续核查，背后是否存在违规操作，自然引人质疑。 更让人难以接受的是，这位徐姓负责人当年在《松泉图》登记争议的法庭审理中，竟将责任推给已经过世的姚迁先生。逝者无法开口辩解，不能自证清白，这种将矛盾转嫁于已故之人的做法，既缺乏担当，也违背了基本的职业操守与人文底线。要知道，姚迁先生作为南博老领导，毕生致力于文物保护与馆藏征集，为文博事业倾注心血，死后却被当作“挡箭牌”，这不仅是对逝者的不尊重，更让文博人的职业声誉蒙尘。 其实懂行的人都清楚，国有博物馆的文物调拨、交换，从来不是个人能单独拍板的小事。上世纪90年代，国家就已明确规定：馆藏文物的调剂、转让需经上级主管部门审批，涉及珍贵文物的，必须报国家文物局备案，全程需有专家论证、集体决策记录与完整档案留存。而徐姓负责人能一人横跨三个关键岗位，让审批权、经营权与行业协调权高度集中，本质上是权力制衡机制的缺位——当规则失去约束力，监督沦为形式，国有文物就可能成为权力寻租的工具。 历史上，文博系统的违规处置事件，从来都是文化遗产保护的痛点。民国时期故宫文物南迁途中，就曾发生工作人员私换珍品、隐匿文物的丑闻，不少国宝因此流失民间甚至海外；上世纪80年代，某省博物馆也曾出现保管员私卖馆藏青铜器的案件，即便罪犯最终伏法，受损的文物与公众信任也难以复原。这些教训早已警示：文物管理最怕“一言堂”，最怕权力与利益纠缠不清，一旦形成封闭的圈子化运作，国有文物的安全就会面临严峻挑战。 南京博物院作为国内顶尖的省级博物馆，手握无数承载民族记忆的国宝重器，其声誉不仅源于厚重的馆藏，更源于公众的信任。面对文物处置合规性的质疑，若不能主动公开调查细节、回应核心疑点，反而试图以公关话术遮掩，只会让信任的裂痕不断扩大。要知道，文博机构的声誉是一代代从业者用责任与操守积累的，一旦受损，重建之路必将漫长。 文物是民族的文化根脉，每一件馆藏都凝聚着历史的温度，容不得半点私心与亵渎。文博工作者的权力，本质是守护文化遗产的责任，而非谋取私利的便利。建立更严格的权力制衡机制，让文物处置全程公开透明，让违规者付出应有的代价，才是对历史负责、对公众负责。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