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江冬秀，世人知我，一是胡适之妻，二则是民国“母老虎”。

可谁又知道，我这一身“恶名”，只是一介女子为了保全自己的婚姻，所做的挣扎呢？

生于新旧交替的时代，男人都以抛弃封建的小脚妻子，与接受新教育的女学生谈恋爱为荣。

可被封建礼教驯化的我们，又做错了什么？如果可以，谁不愿做人见人爱的“林徽因”？

所以，我扯下裹脚布自己解开身上的束缚；我将裁纸刀抵在孩子的脖颈上，阻止适之与我离婚；我站在法庭上为瑞琼作证，揭露梁宗岱的道貌岸然。

我是从封建时代走入新社会的小脚女人，嫁给了喝过洋墨水的北大教师胡适，可我敢说，我配的上他。

1933年，我鼓励瑞琼将北大外文系主任，也就是她的丈夫梁宗岱告上法庭。

我还亲自出庭作证，证明梁宗岱道貌岸然，与女学生沉樱恋爱抛弃发妻何瑞琼。

“梁先生很喜欢美貌的女学生，每到学生中间，必定坐到最漂亮的女学生身边，而且举止亲昵。

他和瑞琼还没离婚，不仅将瑞琼赶出门外，还公然与学生沉樱恋爱，简直是枉为人师。”我在法庭上痛陈梁宗岱的种种恶行。

最终我们胜利了，瑞琼获得了7000元的离婚赔偿费。

梁宗岱因此事在北大也再难为人师表，带着沉樱灰溜溜地去了日本。

因为这件事，我在北平一炮而红，报纸上有说我敢于争取女性权利，是新时代女性的代表，也有骂我多管闲事，让国家栋梁远走海外。

对此，我毫不介意，让那个出轨的男人付出代价，让瑞琼拿到应有的补偿，就是我想做的。

原本我对梁宗岱并无任何看法，1931年，得知他回国后，适之立即邀请他去北大任教，说他有大才。

因刚回到北平举目无亲，适之便让我将家里的偏房收拾出来，给梁宗岱居住，我抱着支持适之工作的心理，将偏房里里外外打扫一番，梁宗岱便住了下来。

他也算一表人才，刚任教没多久便传出他和女学生沉樱恋爱的消息，我也没放在心上。

直到何瑞琼找到我家，说是梁宗岱在老家的原配妻子，梁宗岱嫌弃他没学问誓要与其离婚。

瑞琼不同意离婚，这才找到了北大，我还记得梁宗岱上完课回来，看到屋里的瑞琼。

话都没说，直接拿起她的行李扔到了院子里，趁瑞琼拾行李的时候，他将门砰地关住，并喊道：“哪来的回哪去，我们说好了离婚，我不允许你来这。快走，快走。”

瑞琼是个老实的女人，没有大喊大叫只是低着头站在门口抹眼泪，我看不下去将她扯到我屋里。

听她讲述了他们的过去，原来她和梁宗岱的婚姻是家里老人许诺下来的，当初梁宗岱根本不同意，但是见面后发现瑞琼长得天仙一样，也就半推半就地同意了订婚。

等他再次回家结婚后，才得知瑞琼只上过三年级没有什么文化，气得立马要离婚。

瑞琼不同意，这才赶到北平来找梁宗岱。

“这个没心肝的男人。”我听后忍不住拍桌而起。“我生平最恨抛弃原配的男人，瑞琼你放心住下，我就不信这北平城还治不了这个没良心的男人？”

这才有了我鼓励瑞琼，将梁宗岱告上法庭的后续。

每次听到男人抛弃妻子，另找女学生的例子，我都会想起我的婚姻危机。

世人都夸适之是难得的好男人，外出留学接受新式教育，回来后还能迎娶小脚女人，并做到了一生一世。

可没有一位学者肯站出来为我说句公道话，写一写我在这段婚姻中所做的挣扎与取舍。

都说适之怕我、敬我更爱我，却不说他曾有过6个红颜知己，还曾让曹诚英怀上了孩子，如果不是的“以死相逼”我们的婚姻早就破裂了。

1923年，适之身体不好，南下杭州养病，我留老家照看母亲和孩子并未跟去。

杭州的学者听说适之去了，便频频拜访，其中就有著名才女曹诚英。

曹诚英我是认识的，她是适之嫂子的娘家妹妹，我们结婚时因适之接受过西式教育，故采用了西式婚礼，曹诚英就是我的伴娘之一。

当年婚礼上我并未意识到，我的新郎和伴娘两人因一刹那的眼神接触都被对方惊艳过。

曹诚英家境殷实，5岁上私塾，从小就偏爱文学，尤其爱诗词，长大后更是成为江南一带的才女。

她不仅有才，脸蛋和身材更是江南女子特有的聘婷和袅娜，适之见其第一面便被其吸引，甚至还为她做了诗：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婚时。

她对于适之更是一顾倾心，碍于身份只能将爱意深藏心底。

当时身为新娘的我，只顾沉浸在接下来的幸福生活里，对此事并不知晓。

1923年，曹诚英因被婆婆嫌弃生不出儿子而离了婚，适之恰逢其时地出现在了她的面前。

两人无论在文学上，还是在生活上都将对方视为此生的灵魂伴侣，适之完全不顾及我和孩子，公然与其住到一起，甚至到了怀孕的地步。

还是徐志摩旁敲侧击地提示我，我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此时，适之正好回家探亲，说是探亲，回到家却不曾看母亲和孩子一眼，只将我拉到屋里对我说：“我们离婚吧，诚英怀孕了，我想离婚给她一个家庭。”

“你想给她一个家庭，你就要拆散我们的家是吗？你读书都读到狗肚子里去了吗？你不要脸婚内出轨还有理了？

想要离婚是吗？想要跟那个贱女人过是吗？”我抓起桌上的裁纸刀，将两个孩子拖到他面前。

“你要是离婚，今天我们娘仨就在你面前抹了脖子，都别活了，反正你心里也没这个家了，我们死了也顺了你的心。”我大声嘶吼着，将刀紧紧地贴着孩子的脖颈上。

头发、眼泪糊了一脸，我嘶吼着狂怒，像个疯子一样将刀死死地抵在孩子的脖颈上。

老大的脖子被刀刃蹭破往下滴着小血珠，孩子被吓得哭闹不止，适之也被吓住了，他急忙上前欲夺下我手里的刀。

我侧身闪过他，并吼道：“你再往前，我就先划破老大的脖子，你不信试试。”

他确实没再敢动，只是忙劝我放下刀，别伤了孩子。

我问他还敢不敢离婚，他流下眼泪道：“不离了，不离了，再也不离了，我马上和诚英分手，我们好好过日子，好不好？放下刀，别伤了自己。”

适之很胆小我是知道的，最终这番“闹剧”在适之的妥协下结束了，他回到杭州与曹诚英分了手，并让其打掉了孩子。

我的行为也被当时很多人添油加醋，当作我“母老虎”的有力佐证，可他们哪里知道。

那天我是下了必死的决心的，结婚时我就想过这辈子我就结这一次婚，婚后和丈夫和和美美地过日子。

我不做朱安，一辈子都在等一个男人转身，却到死都没能等到；我也不做高晓岚（陈独秀第一任妻子），为了成全陈独秀一个人拉扯三个孩子长大；我就要做江冬秀，我要和我的丈夫一辈子在一起。

如果那天适之坚持离婚，我想我真的会带着孩子离开这个世界，我要让他一辈子都活在阴影中无法自拔，我承认我不是个善良的女人。

身为女子有太多的不易，女子如果婚后找男人，你的脊梁骨恨不得都被别人的流言蜚语戳穿。

男子婚后找了女人，不仅不被耻笑，还会被歌颂为突破束缚寻找灵魂的出口。

婚后即使我知道适之也会被青春靓丽的女孩子吸引，但只要不做出过分的举动，我都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次确实是威胁到了我的婚姻，我只能采取制裁手段。

1962年2月24日早上，适之像往常一样出门上班，此时他已经72岁了，但依旧放不下学校的工作。

这两年他的身体愈发不好了，尤其是心脏，前段时间还多次因心脏病住院，这才刚出院他又要到学校去了。

“适之，你早点放下工作，我们回老家去吧，回老家我们也弄弄花草打打麻将多好？”我向他抱怨。

“等我忙完这一段时间，就辞职陪你回老家，陪你打麻将。”他边说边笑，拿着帽子推开门出去了。

我站在门口目送他，台湾那天的天蓝极了，阳光洒下来铺在他身上，70多岁的他并不曾发福，依旧是瘦瘦高高的。

我好似看到了年轻的他，还记得那时我俩虽订了婚，却不曾见面，那年他留学回来特意要见我，我害羞地用帷幔挡住自己，但还是看到了他清秀挺拔的身姿。

不知怎的，73岁的我看着眼前渐渐走远的男人，依旧会内心澎湃。当天下午有人到家里接我，说适之突发心脏病在大礼堂晕倒了，我坐车赶到医院时，他已经被蒙上了白布。

随后，小儿子祖望也赶到医院，我哭着跟他说：“你父亲走了，你通知思杜（大儿子）再来看他最后一眼。”

没想到祖望说到：“哥哥，已于父亲前头走了，怕你们接受不了，一直没敢告诉你。”

“什么，你说什么？”我撕扯住祖望的衣袖，一时间不敢相信他说的话。

平时还算硬朗的我，那一刻双腿软的好似爬过泰山一般，毫无力气，呼吸也是上气不接下气。

一生连忙给我打了一针，我才舒缓过了，也逼着自己接受这个事实。

他最终没能陪我一起回老家，过上侍弄花草，打牌喝茶的退休生活，他食言了。

安排好他的后事，我一个人回到了老家。

1975年，我85岁了，躺在床上回顾一生，想起的大多数事情都和适之有关。

我怕他当惯了扶危济贫的老好人，肆意挥霍钱财，让他将工资统统交给我，他如实上交；

未必免他到处拈花惹草，规定10点之前必须回家，他也乖乖照做；我爱打麻将，有时候太太们凑不齐，总是三缺一，他即使忙于工作也会顶替一会。

此时想来他确实是个不错的丈夫，我好像也是个幸福的女人了，也该知足了。

我缓缓闭上眼睛，嘴角不自觉上扬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