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46年解放战争爆发以来，我军在各个战区都有上佳的表现。唯独只有晋察冀军区，陷入水深火热之中。纵观全国战场，要数晋察冀军区的败仗最多，军事形势最为被动。周恩来曾无奈地总结，“纵论战绩，晋察冀军区排名倒数第一。”

从客观条件来说，晋察冀所面临的敌人确实很强。

我军与国民党军交战，照例先找软柿子，然后再打硬茬子。具体作战中，先打地方杂牌，然后再打中央军。然而晋察冀军区所面临的局势却大为不同，华北地区的中央军不是特别厉害。相反，当地的杂牌部队——傅作义部的实力却颇为强大。

与擅长步步为营的中央军不同，傅作义部特别擅长打运动战，用兵灵活、不拘一格。其核心主力——35军，更是以400多辆美式道奇大卡车代步，行动颇为迅捷。因此在战斗中，晋察冀军区部队屡次吃亏，多次败北，几乎患上了“恐傅症”，

从主观原因来说，晋察冀军区确实有问题。

首先是抗战结束后，晋察冀军区响应了中央号召，进行裁军。然而在裁军过程中，却出现了严重的失误。别的军区，诸如粟裕的华中军区，裁汰的都是老弱，留下的是精壮；而晋察冀军区则不然，是将老弱和骨干一同裁减，导致晋察冀军区的正规军实力大减。当战争打响，再想让这些已经“老婆孩子热炕头”的退伍老兵回到部队，可就太难了。

其次，晋察冀军区还没从抗战的战争模式中走出来。抗战期间，晋察冀军区是日寇重点扫荡的地区。为了保证根据地的生存，晋察冀军区允许各分区指战员化整为零、便宜行事。而正是这一点，使晋察冀军区能够从日寇的铁蹄中存活下来，并且发展得非常好。

然而到了解放战争时期，要打大兵团作战了，这种过于分散的模式就不适应要求了。协同作战、物资供应等管理层面上，却做不到统一指挥、统一调动，这也是解放战争初期，晋察冀缺乏全局指导能力，很长时间打不开局面的根本原因。

自1946年，晋察冀军区在大同、集宁之战中失败后，整个晋察冀野战军似乎陷入了一种恶性循环，被傅作义压得抬不起头来。毛泽东曾屡次电令晋察冀军区，要求他们学会打歼灭战，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甚至要求他们直接抄陈赓的“作业”。但最终，晋察冀军区始终没能领悟打歼灭战的精髓，始终打得很挣扎。到了这个时候，中央军委和晋察冀军区的首长们都认为，晋察冀此时急需一个“变量”。而这个变量就是解放军的全军总司令、有“红色拿破仑”之称的朱德。

如今网络上有很多人认为，朱德作为总司令只是一个象征，并没有指挥什么重要的战役。更有人说，朱德的指挥大多集中于红军时期，都是规模较小的战役，比不上解放战争时期野战军指挥官指挥的动辄数十万人的战役。

这种看法现在似乎很流行，但这种看法又着实荒唐。朱德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战略家，更是一位久经战阵的军事指挥者，他一生中“大仗五百，小仗三千”。朱德亲自经历和指挥的战役之多，整个近代军事史上都罕有其比。更难能可贵的是，朱德一生指挥的战斗，基本都是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用步枪、手榴弹甚至大刀片，与武装到牙齿的敌人对抗。

到了解放战争时期，朱德年事已高，已不适合在前线指挥。此时的朱德逐渐开始隐于幕后，作为提纲挈领者，协助毛泽东指挥全国战局。

而在解放战争初期，毛泽东去往重庆谈判之时，朱德作为全军首长，代理了毛泽东的指挥权。他和代理政治领袖的刘少奇一起，首次提出进军东北，把原先准备派往南方的十万大军和两万名干部派往南方，并陆续派了20多个中央委员去东北工作，明确提出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正确方针。

作为总司令，他日以继夜对调兵遣将，最终使共产党在后来与国民党的斗争中占据了先手，占据了军事和政治上的主动权。

1947年3月，胡宗南部攻入陕北，中央领导机关撤出了延安。为了不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中央做出决议，决定将毛泽东和朱德分开。会议决定，毛泽东、周恩来和任弼时留在陕北，主持中央军委和中共中央的工作。而刘少奇和朱德则东渡黄河，前往华北，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担负中央委托的任务。

在黄河渡口，毛泽东在与老战友朱德依依惜别之时，还特意嘱托：“请将晋察冀军事问题解决好。”

所谓将晋察冀军事问题解决好，其症结就是，要教会晋察冀野战军如何学会打歼灭战。只有大规模的歼灭战，才能扭转华北不利的局面，才能反败为胜，击溃傅作义集团。

到达晋察冀之后，朱德并没有直接批评晋察冀军区的领导，而是频繁地与晋察冀的指挥官们进行交谈。他从冀中失陷一直聊到张家口和涞源，很快就弄清楚了很多事，但他把一切都放在心里，没有表态或责难。

其后，他又跟随野战军司令部，观摩了青沧战役和保北战役，做到了知己知彼和胸有成竹。

朱德认为，晋察冀军区的实力并不弱小，和其他解放区一样，已经具备了发动强有力进攻的条件。人民解放军已经控制了晋察冀的大部分地区，国民党控制的区域只剩下平、津、保三角地带和石家庄的几个孤城。只要晋察冀野战军学会打大歼灭战，华北局势很快就会改观。因此如何调动敌人，捕捉战机，成为当时打大歼灭战的首要问题。

为此，朱德频繁做讲话，像一个教授一样，不厌其烦地间接如何打歼灭战。在冀中干部会议上，朱德强调了打歼灭战的三大要诀：

一、集中兵力，主动作战。所谓主动就是让敌就我，而我不就敌，我能调动敌人，而不受敌人调动；二、打敌之侧背，包围歼灭敌人。打侧背需要胆量，要练出“欲打”敌人跑不了，“欲退”敌人追不上的本领。要发扬迅速、秘密、坚决的红军传统；三、要利用有利地形，将敌人消灭掉。

与此同时，朱德还参与了指挥系统的改进，重组了野战军，重新构建了统一的后勤系统。这样一来，晋察冀野战军指挥机构变得更为精干，形成为适应打大歼灭战的有力拳头。与此同时，地方军的兵力也有所增加，晋察冀军区的总兵力已经达到23.8万人之多。

经过一番休整，晋察冀野战军于1947年9月发动了大清河北战役。这是自朱德参与晋察冀军改后，晋察冀野战军发动的第一次大战役。朱德期望晋察冀野战军打一场畅快淋漓的歼灭战，为华北地区的全面反攻开一个好头。

然而可惜的是，晋察冀野战军似乎并没有领悟歼灭战的精髓。这次战役虽然歼敌五千多人，但由于战役之初围敌过多，口子张得太大，歼灭战打成了消耗战。此战之后，晋察冀野战军军心波动，有人说：“肉没有吃到，倒是把门牙顶掉了。”

大清河北战役没打好，朱德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久未亲临战线的他，有意亲自出马，好好收拾一下这个傅作义。同时也要用自己的威望，去压一压已经暗流涌动的军心。

因此朱德和刘少奇一起给中央军委去电：

“大清河北战役因围敌过多，不能最后解决。”

同时朱德表示：

“罗（瑞卿）因病未去，聂（荣臻）初离开，杨（得志）、杨（成武）初出马，未获大胜，后方干部难免浮言语。朱拟去野战军整理一段时间，随杨、杨等打一两个好仗，将野战军竖立起来。”

接到电报后，毛泽东致电朱德、刘少奇和晋察冀野司，肯定了大清河北战役虽未获全胜，但指战员战斗精神很好，“只要有胜利，不论大小，都是好的。”

但毛泽东也充分考虑了朱德的人身安全。此时的朱德已经61岁了，不比年轻的小伙子了。刀枪无眼，而且空中还飞着国民党军的飞机，朱老总可不能有闪失啊！朱德断不可轻易上前线。

因此毛泽东给杨得志去电：

“朱总是否亲临前线，请加慎重。”

对于杨得志、杨成武等负责一线指挥的指挥员来说，若让朱德亲临战场，无疑说明自己打得不好，还需要老领导越俎代庖，这对于革命军人来说，无异于是个耻辱。因此野司上下痛定思痛，利用休整时间，仔细研究作战中暴露的问题，根据朱德的指示精神，制定新的作战方案。

很快，打大歼灭战的时机就来了。

九月中旬，蒋介石从华北调兵增援东北，晋察冀野战军趁此机会，再次出击保定以北，吸引国民党军出动。在清风店，晋察冀野战军将国民党第三军主力合围于清风店地区，并全歼第三军军部、第七师另一个团，共一万七千余人，活捉军长罗历戎。捷报传来，全军振奋。

朱德也分外高兴，毕竟这次战役是朱德到晋察冀军区后的第一次大歼灭战。这次大胜不仅因为前线将士的奋勇作战，更应归功于朱德的耳提面命。如果没有统一而有效的后勤供应和人民群众的充分发动，即使出现战机也未必把握地住。而这些都是朱德到晋察冀以来一直强调并精心调教的结果。

清风店战役之后，夺取大城市——石家庄的时机也已成熟。朱德仔细研究了石家庄的防御态势图，对攻克该城充满了的信心。他在给中央军委的电报中指出：

“我们意见亦以打石门（石家庄旧称）为有利，石门无城墙，守军仅三团，周围四十里长的战线，其主管官被俘，内部动摇，情况亦易了解。乘胜进攻，有可能打开。”

强行攻克国民党军重点设防的大城市，在解放军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对此，朱德对炮兵、步兵和工兵爆破的协同作战颇为重视。

战斗打响前，朱德亲自来到安国县西北的炮兵旅驻地，了解我军炮兵的各种情况。朱德强调，在运用炮兵时决不可分散使用，“接近敌人要秘密，打炮时要猛，要突然，火力齐整集中，集中里面还要在集中，还要注意运用不同地形实施射击，不打则已，一打就打得猛，打得准，打得很。”

其后朱德又组织晋察冀野战军诸领导开会，他掷地有声地说：

“马上就要打石家庄了，对这样坚固设防的城市，不讲究战术行吗？……你们要结合自己的经验，看看讲的有没有道理。石家庄战役打得是攻坚战，要勇敢加技术。”

会后，野司将朱德所提倡的“勇敢加技术”这个响亮的口号通报全军，坚决贯彻执行。

攻坚战即将开始，朱德却仍然留在野战军司令部。这时，国民党战机不断来轰炸，所有人都为总司令的安全担心。

远在陕北的毛泽东听说朱德仍在前线，心急如焚。他致电刘少奇：

“朱总到杨得志、杨成武处帮助整训一时期很好，但杨、杨举行石门或他处作战时，请劝朱总回工委，不要亲临最前线。”

杨得志则在回忆录中写道：

“我们几次劝朱总到冀中军区所在地河间县去，他却摇头不肯。”

朱德说：“你们不都在这里吗？未必飞机就专找我朱德？”

杨得志则坚决不肯让朱德留在司令部：“您到了河间，我们会随时向你报告的。”

朱德见杨得志、杨成武的态度很坚决，也不再坚持，而是幽默地说：

“野战军司令员向总司令下了逐客令，没有办法，我只好找孙胡子（冀中军区司令员孙毅）了”。

朱德离开野司后，晋察冀野战军于11月6日向石家庄发动总攻。炮兵部队按照朱德“集中火力，集中里面再集中”的指示，将火炮集中起来使用，编成炮兵群统一指挥，造成主要地段短时间内的火力优势，用直瞄火力摧毁敌人的火力点。这样一来，我军的伤亡大大减少，攻坚效率大大提高，战士们高兴地说：

“我们大炮上了刺刀，炸药长了脚。”

在河间期间，朱德也不忘与杨得志等人联系，询问他们仗打得如何。朱德的关注，让大家深受鼓舞。仅仅六天时间，晋察冀野战军便攻破了石家庄，歼敌2.5万人。在解放军全国战略反攻的形势图上，第一个在大城市插上红旗的就是石家庄。曾经表现得最不理想的晋察冀军区，得到了脱胎换骨般的转变，当时刚刚发动战略反攻时，华野、东野和中野都有败仗，并由重大损失的情况下，晋察冀野战军却无一败绩，而这更能说明朱德的神奇魔力。

虽然朱德已经不能亲临前线，但他仅凭三言两语，依然能达到化腐朽为神奇的奇妙功效。

善战者无赫赫之功。长期以来，人民往往喜欢讨论将帅们的战功，例如打赢了多少次战役，消灭多少敌人，解放了多少领土。却往往忽略了，那些“善之善者”的将领们隐于幕后的功劳。而朱德就是这样平凡而低调的“善战者。”

从表面上，朱德朴实无华，在人群中毫不引人注意。爱泼斯坦曾惊讶地形容朱德：“从他外表一点都看不出他是一个勇猛善战的指挥员和身经百战的战略家。”

同时朱德对于名利、权位极其淡薄，明明功高盖世，却从不言己功。

在战争年代，朱德从来都将功劳推给战士、烈士以及群众。他曾说：

“解放军打了很大的胜仗，很多人说是我的功劳，我就知道他们把我作为人民解放军的代表来说的。我个人应当认识，解放军的胜利是全体同志的功劳。”

朱德的女儿朱敏曾说：

“父亲在我们面前，从来不谈自己几十年来的革命功绩。有时，我的孩子们要他讲讲他的经历，他或者摇头，或者摆摆手，对孩子们说：“我没有什么，就是跟着毛主席””。

这就是朱德！这就是一个不喜欢出风头，不愿争名夺利，没有官架子，把自己看作一个普通人的朱德。然而他的普通之中却表现着不凡的力量，外部的温和貌似的愚钝常常是自信和强大到一定程度的必然结果。

朱德是平凡的，同时他也是强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