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西方历史叙事，基督教（耶教）中的聂斯托利派（又称景教），于唐朝贞观年间传入中国，在中国盛行210年后，因为唐武宗灭佛，殃及景教，导致景教陷入沉寂。

我们之所以知道这段历史，源于明末出土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明朝天启年间，西安周至（另有一说为西安西郊）农民盖房挖地基时，偶然挖出一块重达2吨的石碑，周围没有其他文物，石碑主题就是“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几个字，全碑大约1800字。

当时在中国的传教士卜弥格记载说：“耶稣会某神甫因为进士Philippe（姓王）全家举行洗礼，特赴三原（明末信教者王徵故乡）。数月前，周至人筑墙掘地得石（碑），至是神甫偕进士同往观之”。也就是说，西方传教士出现西安前后，石碑偶然之间出土。

问题在于：既然是出土的石碑，是否意味着石碑真实可信呢？显然不能这么简单的认可，其实以石碑记载的内容来看，可以100%的肯定西方在虚构中国历史，目的是制造基督教在中国的历史依据，以及更好的传教，可谓是用心险恶、手段卑鄙。

此碑极其诡异，比如出土情况、碑文清晰如故（已被埋800年），还有主题流行“中国”的说法，不似古代用语习惯。当然，这些在一定程度上都有合理解释，暂且不论，接下来简单看看这块极其神奇的碑文。

贞观年间，大秦国主教阿罗本，从叙利亚来到中土，于公元635年抵达长安。唐太宗（下图剧照）派房玄龄带着仪仗队，到城外迎接阿罗本。随后，李世民在皇宫问道于阿罗本，且让阿罗本在皇宫内翻译经书。三年之后，李世民下旨“济物利人，宜行天下”，下令推广景教，并在京城义宁坊建造大秦寺（教堂）一所。

高宗年间，李治“仰慕真道”，在天下诸州各置景寺，尊崇阿罗本为镇国大法主。在此之后，景教寺遍布各城，于是百姓家庭殷实而幸福。

玄宗年间，曾令宁国等五位郡主，亲临吉祥的景教寺庙，建立敬拜之所；又令大将军高力士送五皇画像，安置于寺内；还让罗含主持、普论等一行七人，在兴庆宫，与洁和主教做礼拜。最终，唐玄宗还在教堂题字立碑。

接下来的唐朝皇帝也大行景教，乃至郭子仪不仅修缮旧堂，而且建设新堂等等，以及吹嘘“天下风调雨顺、大唐国富民安”等都是景教之功。

最后，公元781年，胡僧伊斯（上图剧照）在大秦寺立下此碑，此时距离景教传入中国已有150年。至于845年唐武宗灭佛时殃及景教，导致后者沉寂，以及此碑被教徒埋入地下，其实属于后人猜测。

总之，按照传统说法，景教在唐朝盛行210年，且多数时间不折不扣的获得了皇家支持。

以碑文内容来看，显然是后人伪造，不可能是真实存在的历史，此碑问题很多，比如碑文风格为柳体（刻碑时柳公权才2岁）、碑文上的吕秀岩经历（碑文作者）与文献记载不符等，还有以下两点：

首先，史无记载

李世民、李治、李隆基等如此支持景教，李治还尊崇阿罗本为镇国大法主，使得景教寺遍布各城等等，如此焉能没有文献记载？但事实上，正史、野史、文人诗词札记什么的，全都没有景教记载，这不是开玩笑吗！

唯一与“景教”可能沾边的，应是文献中的“波斯经教”，《唐会要》中记载“波斯僧阿罗本远将经教，来献上京”，这里没有说阿罗本是大秦人，包括唐会要在内的所有文献，都没有提到“景教”。且，波斯各教的仪式，唐朝文献上也有记载，与基督教的完全相同。

更为重要的是，即便“波斯经教”是“景教”，但唐宋文献上也都没有李世民、李治、李隆基等隆重支持“波斯经教”的记载。其实，李唐自称老子之后，推崇的是道教，以道教为国教，怎么可能大力推崇外来的景教，逻辑上根本说不通。

其次，后续传承

景教在唐朝流行210年，达到了“遍布各城”的地步，那么会因为唐武宗灭佛，然后就彻底让其沉寂？显然不可能！唐朝疆域庞大、人口众多，景教真的“遍布各城”，必然有大量信徒，其中不乏极其虔诚的信徒，如此焉能短时间内景教信徒全无？远不如之的波斯拜火教（上图，拜火教祭祀），后来还演化出明教等，那么势头更猛的景教，怎么可能突然彻底断绝！

唐朝晚期，天下大乱，百姓朝不保夕，这时人们越会寻找精神寄托，于是就越容易信教。比如，唐朝晚期到五代十国期间，就是佛教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得到了更广泛的传播和影响。如果景教在唐朝盛行210年，那么在唐朝晚期与五代十国的乱世中无疑更有发展机会。

然而，造假造的过于夸张，内容实在经不起推敲。但让人细思极恐的是，如果不是用力过猛，不是过分吹嘘李世民等对其推崇，以及景教寺庙“遍布各城”等，只是根据史书简单的混淆“景教”与“波斯经教”，如此我们会怎么看待此碑？届时，西方篡改我们历史后，我们可能真的一无所知，真的相信西方篡改的历史！

最后，关于本文话题，还有三点值得思考：

首先，虽然不能说中国文献没有记载的东西，就一定是虚构的，但像“大秦景教碑”上的流行盛况，必然会有文献较为详细的记载，同时必然会有文人墨客与之交流，从而留下相关诗文之类，因此如果文献没有丝毫记载，只能说明其伪造。

其次，“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出现之后，明末传教士艾儒略在泉州发现景教墓碑，1908年法国汉学家伯希和在敦煌发现《大秦景教三威蒙度赞》写本.......西方人走到哪，都总能发现当地人死活都发现不了的历史，在古埃及如此，在两河流域如此，在中国也是如此！

第三，在史料丰富的中国，西方人都敢伪造历史，乃至极其恶劣无耻的用李世民等背书，那么在其他没有什么史料的国家呢？显而易见的是，只会更疯狂、更大胆，最终各种伪造材料交叉印证，就基本无法推翻。因此，对于西方发现或“出土”的文物，还是要谨慎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