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7世纪末至18世纪初，沙俄帝国的扩张野心开始朝向遥远的东方。这一时期，沙俄的目光逐渐聚焦于广袤的西伯利亚和更远的远东地区，对这些未知领土的探索和地图绘制成为了国家战略的一部分。

正如俗语所言，“地图上的未知领地，就像未翻开的书一样充满诱惑”，沙俄的领导人也被这未知的“书页”所吸引。

其中，哈巴罗夫的探险活动尤为关键。作为一位勇敢的探险家和地理学家，哈巴罗夫不仅深入探索了西伯利亚东部，还首次详细绘制了这些地区的地图，为沙俄的进一步扩张提供了重要的地理信息。他的地图成为了沙俄官员和军事指挥官手中的宝贵资料。

彼得大帝的时代，沙俄的东方扩张策略进一步得到加强。彼得大帝深刻认识到黑龙江流域的战略价值，俗话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正是基于这样的战略眼光，他命令更多的探险和地图绘制工作在这一地区展开。

沙俄的军事和外交行动随之加快，包括在重要地理位置建立要塞，以及派遣探险队进行更频繁的勘探行动。

然而，对这一地区的重视并非只有沙俄一方。清朝虽然在初期对沙俄的活动视而不见，但随着沙俄势力的逐步扩大，清朝不得不开始关注这一边疆。

《尼布楚条约》的签订标志着清朝与沙俄在东方边界的初步划定，尽管这一条约更多地被视为沙俄的外交胜利。

叶卡捷琳娜二世的统治时期，尽管主要精力投入到了欧洲的瓜分波兰和与奥斯曼土耳其的冲突中，她对远东的兴趣并未减弱。

这位女沙皇深知“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道理，希望通过在远东的布局，为沙俄赢得更多的谈判筹码和地缘优势。

然而，她的远东政策必须与内政和其他外交活动保持平衡，因此她不能全力以赴。此时期，沙俄与清朝的关系看似平静，实则暗流涌动。

这种平衡在土尔扈特族东归事件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当土尔扈特族从俄罗斯领土逃回清朝时，叶卡捷琳娜二世原本希望通过军事手段迫使清朝退让，但最终因为不愿放弃与清朝的贸易利益，她选择了忍辱负重。

这次事件虽未引发军事冲突，却使沙俄意识到在远东的任何大规模军事行动都必须谨慎，以免影响两国之间的贸易关系。

进入19世纪，亚历山大一世和尼古拉一世继续推动对远东的策略。特别是在亚历山大一世时期，俄美公司作为沙俄在北太平洋地区的利益代表，强调黑龙江流域的战略重要性。

他们认为控制这一地区不仅能够提升与清朝的贸易效率，还能为沙俄在整个远东地区的影响力铺路。俄美公司的这种观点，促使沙俄政府更加重视黑龙江流域。

尼古拉一世的统治时期，他采取了更为积极的远东政策。作为一个“不问西东”的君主，尼古拉一世试图在黑龙江流域实现沙皇家族几代人的梦想。

他派遣探险队深入该地区，一方面验证地理信息，另一方面为未来的扩张行动做准备。

这一期间的勘探活动虽然收获颇丰，但也暴露了沙俄对该地区了解的不足，特别是对库页岛的地理位置认识上的错误，这直接影响了沙俄的战略部署。

沙俄对黑龙江流域的野心终于在19世纪中叶达到顶点，通过穆拉维约夫的外交和军事手腕，成功迫使清朝签订《瑷珲条约》和《中俄北京条约》。

这两份条约不仅标志着沙俄在长达近200年的努力后取得显著的地缘政治胜利，还直接导致了黑龙江以北及其它大片领土的割让。穆拉维约夫利用清朝内部的政治动荡和军事弱点，展现了“兵不血刃”的外交策略。

清朝对这一外交侵蚀的无力回应，加之国内的混乱和腐败，使得沙俄得以巩固其在远东的地位。随着海参崴的占领和命名为“符拉迪沃斯托克”，意即“统治东方”，沙俄的远东政策达到了新的高峰。

这个新的战略据点不仅为沙俄在远东地区的军事和经济活动提供了重要支撑，还成为其对亚洲政策的重要棋子。

沙俄的这一系列行动，虽然短期内在地缘政治上取得了成功，却也为后来的地区紧张关系埋下了伏笔。

沙俄的持续扩张不仅改变了东北亚的政治格局，也促使其他大国如日本和西方列强重新评估自己在该地区的利益和战略。

这一时期的外交与军事活动，展现了沙俄如何通过“以退为进”的策略，在国际舞台上谋求更大的影响力和控制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