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帮老同学聚会，大家一边吃着很可是预制加热的菜，喝着高科技调制的酒精，一边义愤填膺的声讨“梅菜扣肉”的生产者，同时责骂监管者，认为他们都是吃干饭的，不如回家卖红薯。正当大家骂到兴头上的时候，突然间意识到了什么，像急刹车般的都闭上了嘴。

之所以大家都不说了，并不是担心什么跨省追责的电视桥段，而是意识到坐在旁边的“老黑”同学一直默不出声，原来老黑同学是体制内的同志，与“扣肉”的监管部门算半个同行，此时有点物伤同类的感觉，大家毕竟是多少年的同学，也就不好说什么了。

又喝了几杯，已经有点上头的老黑突然开口：“你们以为当地的监管人员真的不想管？”大家见他开口了，纷纷放下酒杯和筷子，侧耳倾听。

老黑接着说道：“监管的人也怕担责任，不是不想管，是没有管的能力。你们以为管企业的人，穿个制服，到厂里这里指指、那里看看，很威风是吧?其实他们就是体制内的底层，属于最没有权威性的群体。就连他们单位也属于直属部门，而不是组成部门，天然的地位要低一级。”

还有这种说法，大家头一回听说。老黑见大家期盼的眼神，也就不卖关子了：“在体制内，不要说管钱、管人的部门比他们强势，就是经济、招商等部门也比他们有话语权的多，随便找个‘破坏发展’的帽子就让他们吃不了兜着走。”

“还有一点，你们知道现在最基层的监管所有几个人，一个人要管多少企业吗？有多少安全生产、招商、稳定、经济发展的任务等着他们吗？他们不可能像记者那样卧底几个月就为了找一个负面材料，虽然有点边角料的线索，想达到立案处理的程度还是远远不够的。”

“真正的处罚，要求证据确凿，排除所有可能的合理解释之后才能进行，毕竟人家公司的法务也不是吃素的。退一步讲，即使某个监管人员真的像电视上演的那样，以主角光环，一心查处坏人，终于获得了确凿的证据，你以为就能下狠手了吗？”

老黑抽了口烟，苦笑道：“那是电视里的想当然。别的不说，还记得当年的几个舆论热点吗？一个无证在网上卖凉菜的被罚5000元，被舆论炒成拍个黄瓜就要五千。一个卖农药超标豆角的老农被罚上万元，被舆论炒成一把豆角要罚万元。”

“这样的事情多了去，网上的键盘侠没有什么思考能力，有的连标题都没看完就开骂。其实上述两例的处罚幅度，从法律上讲都是极低的了。试想，如果上述两个事例，当时没有处罚，而是被记者暗访到了，舆论恐怕又是一边倒的谴责监管不到位了。”

“当然，要说当地监管的人一点不知情，一点问题都没有，也不符合实际。其实我刚转业的时候也遇到过类似问题。”

“我那时在一个基层工商所上班，一上班就发现了两个问题：一个是附近一所公办大学下属的民办二级学院的食堂环境极差，我看了后堂之后头皮都发麻。于是我就找到学校领导反馈情况，要求他们督促整改。结果几天过后，只是敷衍的改了几个小地方”

“于是，我一边给食堂和学校分别下书面的整改通知，一边和单位的领导汇报，拉着领导去现场，领导见状也附和我的意见。之后死盯着这个事件不放，食堂找了很多的人。要知道，能在学校里承包食堂的人都不简单。”

“甚至把他们上级大学的领导找来，即使是面对那个比我高几级的大学副校长，我也不松口，并且向他说明，如果食堂出事，对他们大学的声誉会造成多大的影响，在我的坚持之下，这所学校最终和食堂承包人解除了合同，引进了本地一家知名的食堂品牌企业入驻。”

“另外一件事更吓人。当地的一家专门加工煲仔饭半成品的工厂，向各大快餐店供货，卫生条件也是吓死人。可当他的老板来见我时，我更是吓得差点被一口水呛死，原来是个近50岁的中年妇女，关键是挺着肚子，大概个把月就要生了。”

“原来是年轻时只顾做生意，把自家的大儿子养废了，心有不甘，于是准备养个小号。她一来就跟我哭诉生意多么难做，自己超高龄产妇多么危险。这个高龄产妇总共来了三次，我每次吓得心都提到嗓子眼，她每次来时到我都到门前接、走时亲自送上车。”

“她也找了很多人来说情，甚至包括某些地位比我高的人，可我就是不松口，直接把情况报到县局、甚至市局，面对这种摆在桌面上的事，哪个领导也不敢和稀泥，最后这家企业也搬走了。”

“其实，基层具体的监管人员要避责也不复杂，就是要有决心，一是要认真坚持，把问题的严重程度想得复杂一点，坚持原则，哪怕有高级别人员出面说情也绝不能松口；二是要往外捅，不是往舆论上桶，而是往上级反映，必须是书面的，县局不行就往市局，市局不行就往省局捅。”

“只有把问题的严重性摆到更高级别的人的桌面上，有些人才不敢和稀泥，才能按照原则规定来处理。但是这样做的话，当事人虽然自己安全了，但是也有很大牺牲，比如周围人的评价、上升的空间等等。但这是必须作出选择，那种既要这样又要那样的法子是不存在的。”

怪不得这家伙在基层干了一年时间，就想尽办法调到了一个边缘部门，原来是给吓的，我们当时还相当不理解，他为什么要从实权部门（我们以为的）调到清水单位呢，原来如此，万事皆有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