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子健是宋史领域的专家人物，其有关宋代政治史、思想文化史的论文和专著在宋史领域起到了引领风潮的作用，其“中国转向内在”的学术观点为学界开辟了新的道路。而在《宋史测度》一书中，刘子健提出了他的“多元论”历史观。

在书的前言部分，刘子健提出，历史是“近乎情理的测度”，而所谓的“测”，是探测，是推测，是对未知事实的猜测与求解。刘子健指出，尽管史学同样需要且应当使用科学的办法与科学的态度，但史学本身并不是一门确切的科学，历史是一种无法重演的陈述，对历史的研究如同盲人摸象一般，是事实，却也只是部分的事实。

这并不意味着他赞同或主张历史的不可知论，“盲人摸象”也是一种测度，而多元论的观点，便是将盲人所得出的部分事实相整合，最终拼凑出一只接近完整的大象——得到一个“最接近真相的事实”。这本书，就是以多元论的历史观对宋史展开研究的成果。

除了引言与附录，全书分为四个部分：宋代中国的君主与政治，文武官的形象与地位，教育与道学，文化与社会。对于这四个领域的研究，刘子健的切入口各有不同，但研究的方法却是一以贯之的，那便是他所说的“以科学的办法做学问”——先提问，后解答。

全书收录了刘子健的十八篇长文。以《南宋君主和言官》为例，刘子健产生研究的兴趣，源自一个问题：“王安石变法以来日益膨胀的北宋君权，到了南宋又如何？”这是一个由已知的事实产生的疑问，而对这一疑问的解答产生了新的事实——他在书中给出了结论：南宋的君主们通过拖延调护、“抑言奖身”等方式，逐渐摆脱了士大夫群体的谏诤。新的事实又引出新的问题——“这样的南宋，是如何在江南站稳脚跟的？”问题与解答回环往复，每一次的提问，都让测度的深度更进了一步，这是由疑问而产生的测度。

又如《略论宋代武官群在统治阶级中的地位》，在这一篇的开头，刘子健提出了新的疑问——但凡讨论到了宋代，往往都会提及宋代的“重文轻武”现象，但这些被轻视的武官究竟地位如何呢？刘子健从社会学的角度出发，不惜笔墨，强调了武官群体的统治阶级身份，并发掘了这一群体存在的“歧视补偿”行为。这一篇不仅反映了刘子健“有问题就有答案”的研究方式，更反映出了他的多元论历史观——“重文轻武”这四个字，已是既有的定论，但刘子健显然不满足于已有的定论，而是以新的视角追问事实。这一切的目的，只是为了向历史的真相更进一步。

写至此处，我不由得想起屈原的名篇《天问》：“遂古之初，谁传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冥昭瞢暗，谁能极之？冯翼惟象，何以识之……”《天问》是屈原寻求其心中的正道而不断提出的疑问，从自然到历史，从探索到思考；而这样的精神，也同样是我们今天所需要的。《天问》中的“天”，有着物质的本源这一含义，而屈原所提的疑问，在诸子百家的文章里原本已有讨论与解答，但屈原并不愿意简单地将其视为真相，他要在不断的疑问中向着本源而进，又在这样的疑问里表达着自己的思想。这与刘子健在这本书里想要表达的，难道不是同一种思想吗？

刘子健所做的绝不仅仅是史学界传统的“就事论事的考订与梳理”。在我看来，他真正想说的东西，是在纸面之外的，是一种对旧有精神的再发掘。尤为可贵的是，这一再发掘的过程是建立在广博的史料基础之上的，广泛的选取范围，同样反映了他所推崇的“多元性”——不拘泥于一家之言，言行如一，正是如此。

作者:赵昱华 编辑:徐征 校对:李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