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在一定意义上是中国改变国际形象与地位的历史机遇，“由于日本侵略以及其他国家的卷入，中国从一个软弱的战争牺牲者，转化为一个世界大国，一个确立稳定、和平局面的伙伴。这个过程给人们的另一个启示是：在和平时期确定一个国家的地位，要比战争时期困难得多”。

世界大战使中国国际地位发生显著变化，这又必然带来中国对外关系的调整。英国驻华大使卡尔早在抗战初期就说过：“中国的胜利将会带来治外法权的废除和我们与这个国家关系的彻底重建。”国民政府预见到中国对外关系的这一前景，适时展开外交攻势，去积极寻求中国的大国地位。

这次出访是国民政府在抗日战争期间的一次重要外交活动，也是近代以来中国政府首脑第一次出国访问并参与国际事务。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在东南亚节节推进，战场形势十分严峻。当时中国唯一的国际补给线滇缅之间的交通以及唯一的出海口仰光都受到极大威胁。印度是盟国在亚洲的一个重要根据地。中国政府希望开辟中印之间的陆路交通和空中航线，加强中印军事合作。但当时印度本身局势不安定，印英当局与国民大会党（国大党）矛盾十分尖锐。国大党虽然谴责法西斯的侵略，但拒绝无条件支持英国作战。

而与之同时，日本利用印度人民的反英情绪，提出“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这一口号进行宣传蛊惑，对印度不无影响。在此情况下，倘若日本进攻印度，而印度民族主义者与日本合作，印英当局势难抵御日军，南亚次大陆完全可能为日本控制，对日作战将更为困难。因此，蒋氏夫妇之此行有联合印度作战之任务。

第三次长沙会战形势图

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1月，中国通过与美、英、苏一起领衔签署《联合国家宣言》及成立中国战区，迅即提高了国际地位，且当美英军队在东南亚战场面对日军凌厉攻势节节败退时，中国军队于民国三十年（1941年）12月下旬至1月中旬进行了第三次长沙会战，取得了盟国方面自珍珠港事件以来的第一次大胜利，蒋介石从政治上到军事上均感觉甚好。

作为“亚洲最大国的领袖”，他认为应当也可能对印度局势发挥作用，希望通过访问印度，劝说印英当局和国大党双方作出让步：印英当局改变其殖民政策，允许印度取得自治地位，并保证其战后独立；国大党暂缓要求完全独立，全力支持反法西斯战争，从而实行战时合作。

此外，他还准备与英印当局讨论战时合作问题。英国政府表面声称“热情欢迎”蒋介石访问印度，实际上对蒋访问之主要目的不以为然，故一开始便对蒋与国大党领导人的接触采取防范措施，尽可能设置障碍以阻挠其实现访印目的。

2月4日，蒋介石、宋美龄由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王宠惠等中方官员和英国驻华大使卡尔、英国驻华军事代表团团长丹尼斯等人陪同离开重庆，途经缅甸腊戍，5日至21日，先后访问加尔各答、新德里，同包括英国驻印度高级官员、国大党领袖、土邦王公贵族、印度教和伊斯兰教领袖在内的英、印各界人士广泛接触。

加尔各答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成为盟国在东方的主要海运及空运中心，许多美国援华物资即由此地经萨地亚转运中国。蒋介石于7日会晤孟加拉省省长赫伯特爵士（Lord Herbert）时，请求其“对于中国物资经加尔各答运华者，予以全力的帮助”。而后，他还参观了这里的兵工厂和铸钢厂。

蒋瑞元

蒋介石与印度总督林里斯哥（Lord Linlithgow）、英军司令哈特莱（Hadley）讨论了中印军事合作问题。他提出，印度需要保卫的海岸线太长，而又无足够兵力，故应集中兵力保卫东北和西北重要战略据点，以维持中国与苏联的交通，只要中印、印苏交通保持畅通无阻，“即使损失一些城市或据点，也是不介意的”；他还说，为防日本切断滇缅公路，美国将供给中国运输机，开辟从萨地亚到云南省的航线，以运输美国援华租借物资，希望印度对此予以合作。印英方面同意美国援华物资在孟买或卡查克卸货，然后用火车或飞机运往萨地亚，并在萨地亚除原有机场外再建两个较大机场以供美国运输机使用。

蒋介石赴印的主要目的之一是会晤国大党精神领袖、不合作运动创始人甘地（Mohandas K. Gandi），希望通过他影响国大党同情盟国主张。蒋介石虽然数次会见国大党主席阿柴德（Maulana Abul Kalam Azad）和执行委员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但与甘地的会见颇费周折，经两次强烈要求才取得英国政府同意。18日，蒋介石终于在加尔各答同甘地进行了4个小时的会谈。

蒋介石向甘地说道，此次战争对于中国和印度，都是从列强压迫下解放出来的难得之机会，中印两国有共同的目的，“世界上人口之半数即在中印两国之内，两国为民族自主而联合奋斗之成功便是人类争取自由的成就。”

他希望印度集中力量参加对轴心国的战斗。甘地对蒋的要求避而不谈，而主要介绍了非暴力不合作主义，希望蒋向英国政府施加压力，使印度获自由，却未接受蒋劝其同印英当局改善关系的建议，蒋指望通过他影响国大党的愿望终究落空。

蒋介石未能达到说服印英当局和国大党各自作出让步、实行战时合作的初衷，难免心生遗憾，在离开加尔各答时他发表《告印度国民书》，公开阐明对印度问题的看法，并吁请印度国民积极参加反侵略阵线，“联合中、英、美、苏等各同盟国，一致奋斗”，又敦促英国政府“不待人民有任何之要求，而能从速赋予印度国民政治上之实权”。

温斯顿・伦纳德・斯宾塞・丘吉尔

英国政府历来不愿让第三者插手它的殖民地事务，自然拒绝了蒋介石的提议。后来，中国建议美国调解英、印之间的矛盾，丘吉尔为此特致函蒋介石，进行严厉批驳，“我们尊重中国的主权，就是蒋介石同中共的分歧很尖锐的时候，我们也未妄加评论，因此，我们希望蒋介石不要陷入同印度国大党和同那些试图削弱印度政府作战努力，破坏安定秩序的人物的政治关系中去”。要求蒋介石遵守盟国之间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原则，如同英国对中国的国共矛盾不加干涉一样。他斩钉截铁地表示，只要他当首相或政府成员，英国政府绝不会接受蒋介石所建议的调停。至此，蒋介石调停英、印关系的努力最终失败。

宋美龄在访印期间作了《我们中华妇女》的演说，讲到中印两国古老的文明和悠久的传统及友谊，向印度妇女介绍了中国妇女参加抗战的情况，指出日本现在也是印度的敌人，应引起注意。3月8日国际妇女节，宋美龄通过广播向世界介绍中国妇女战时工作情况时又一次讲到印度之行。

17日，她向印度人民广播致辞，赞美印度的美丽山川和伟大人民，表示渴望与印度并肩作战；还谈到中国的“焦土抗战”和中国军队“宁死不屈”的精神，认为中国所做到的一切印度也能做到，并呼吁印度人民参加这一反法西斯的伟大搏斗；最后，她表达了对印度妇女最良好的祝愿，为此次印度之行画上句号。

蒋氏夫妇对印度的访问，既是为寻求中印合作的一次努力，也标志着中国近代以来首次作为世界大国参与国际外交，对中印关系、中英关系乃至西藏问题均影响深远。

（一）签署《普遍安全宣言》

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10月18日至30日，美、英、苏三国在莫斯科召开外长会议，因苏方意见，即考虑到苏日关系的因素，中国未被邀请与会。但会议所发表的《普遍安全宣言》，是由中国与美、英、苏共同签署的。

早在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元旦，代表中国与美、英、苏一道在华盛顿领衔签署《联合国家宣言》时，罗斯福就对他说：“欢迎中国列为四强之一。”可见中国以自己多年的抗战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尊重。

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初，罗斯福出于维持中国作战和战后政治的考虑，积极推行使中国成为大国的政策。在始酝酿建立战后和平组织的计划时，坚持把中国与美、英、苏一同视作维持战后和平的“四警察”，为此，指示国务院拟定四国共同宣言，作为政治合作的基础。

8月，在美英首脑魁北克会议上，他说服丘吉尔，使之同意中国以大国身份加入战后和平组织。同时美国又不断对苏联政府施加压力：中国目前虽无与美、英、苏相近的强大的军力，但中国人口较美、英、苏三国总和还要多。中国人民若能统一团结，是极有潜力的；并且中国已抵抗太平洋敌人6年以上，在日本失败后，中国当然是亚洲的主要强国。若将中国排除在四强之外，显然会使中国在精神上受到一大打击！并暗示，若苏联不同意，美国政府就会“做出各种各样的调整”，时任美国驻苏大使的哈里曼（W. Averell Harriman）后来解释说：“这是明显地暗示，目前对俄国的援助，其中某些部分可能转拨给蒋，除非允许中国签署四大国宣言。” 苏联最终同意中国成为四强国之一。

10月30日，中国驻苏大使傅秉常与美、英、苏三国外长一起在《普遍安全宣言》（又称“四强宣言”）上签字。宣言表示彻底击溃法西斯并“在尽速可行的日期，根据一切爱好和平国家主权平等的原则，建立一个普遍性的国际组织”，世界上爱好和平的国家，无论大小，“均得加入为会员国，以维持国防和平与安全”，这实际上奠定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四大国在后来的联合国中的常任理事国地位。故中国参与签署莫斯科宣言是中国国际地位得以大幅度提升的一个新起点。日本外相重光葵如此评价莫斯科会议：“至此中国开始列入世界四大国之一。”

（二）出席开罗会议

开罗会议是二战期间仅有的一次中、美、英三大国首脑会议，它对远东战时和战后的重大问题作出了安排。从莫斯科到开罗，是抗战期间中国外交所走过的最为辉煌的一段行程，中国的大国地位此间得到了国际社会的确认。

《普遍安全宣言》签署后，已在太平洋战场上夺取了战略主动权的美国又积极酝酿举行美、苏、英、中首脑会议，以商讨尽快结束战争和决定战后世界的政治安排。

10月28日，罗斯福致电蒋介石：“本人正全力促使中英美俄，均能获得完全相等之地位”，约蒋于次月下旬会晤于埃及。蒋复电表示“将如约前往”。重庆国民政府为参加开罗会议作了充分准备，蒋介石偕宋美龄及国防、外交、情报、经济等部门要员11月21日抵达开罗。

会议议题包括政治和军事两方面。政治方面主要是对日本的处置问题，军事方面主要是反攻缅甸的问题。二者都与中国密切相关，尤其是政治问题与中国关系更为重大。

中国代表不仅就与中国和中国周边地区相关（如印度问题、韩国问题等）的国际事务发表了具体意见，还就国际法原则、战后国际关系走势等原则性问题提出了或口头，或书面的详尽的建议案。

12月1日，中、美、英共同签署的《开罗宣言》发表，宣言指出：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如满洲、台湾、澎湖列岛等，战后必须归还中国；战后应让朝鲜自由独立；对战后是否应废除日本天皇制，应留待战后由日本人民自己决定；中美英保证并肩作战，直至日本无条件投降为止，等等。

开罗会议

《开罗宣言》被世界舆论称为“太平洋宪章”，是战后处理日本问题的重要法律依据，加快了打败日本军国主义的进程。

从外交上说，开罗会议是对盟国中国这一抗战大国的国际地位的认可，蒋介石能与罗斯福、丘吉尔同桌议事，就远东和太平洋地区问题阐述己见，无疑是中国一跃而跻身四强的表现。

（三）旧金山会议

抗战后期中国积极参加了筹建联合国的活动。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1月签署的《联合国家共同宣言》，为成立新的国际组织迈出了第一步。

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10月，由美、苏、英、中四大国签署的《普遍安全宣言》正式提出了建立国际组织的问题，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春夏之交，美、英、苏、中诸国为召开世界和平机构会议进行了磋商，决定采用开罗会议和德黑兰会议方式举行，即先举行美、英、苏三国会议，再举行美、英、中三国会议。

于是，这次在华盛顿市郊举行的“敦巴顿橡树园会议”便分两个阶段进行。这无疑是对中国大国地位的一种损伤，国民政府虽表示不满，但因实力所限，亦无可奈何，只得在美英苏三国会议期间，以备忘录形式提出中方意见送交大会参考。

8月21日，中国政府送交给大会《我方基本态度与对重要问题之立场》备忘录，后指出：世界和平机构以愈强有力为愈宜；世界和平机构之全部或部分应尽早成立；凡美、英、苏在世界和平机构中参与之事项，我国应以平等地位同样参与；凡与我方立场或利害无甚关系，而美、英、苏意见不同时，我方宜相当重视美方意见等等。并对有关世界和平机构的16个重要问题表明了中国政府的立场。

8月底至9月底的美、英、苏三国第一阶段会议，签署了《关于建立普遍性的国际组织的建议案》，实际构成了《联合国宪章》的轮廓。在9月底至10月上旬的美、英、中三国第二阶段会议上，中方提出三项意见：（1）调整或解决国际争端时，应规定对正义及国际法原则加以应有的注意；（2）大会应具有进行调查与作出建议的任务，以发展并修改国际法上的规范与原则；（3）经济暨社会理事会应具有在教育以及其他一些文化问题上促进合作的特殊任务。上述建议被补充进《关于建立普遍性的国际组织的建议案》，作为四强一致同意的文件提交旧金山联合国创立会议审查。

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旧金山会议开幕，中国代表为宋子文、顾维钧、王宠惠、董必武等十余人。由于诸方努力，共产党人董必武得以参加代表团出席会议。中国代表团对于会议取得成功起了推动作用。

6月25日，会议一致通过了《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院规约》。大会指导委员会以抵抗侵略为最先，特准中国为签署《联合国宪章》之第一国。10月24日，《联合国宪章》生效，次年1月，第一届联大在伦敦举行，联合国开始工作。

中国因以自己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巨大贡献，参与创立联合国，终于走向旧金山会议，与美、英、苏、法四大国并驾齐驱，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这是中国近代史上辉煌的一页。

不过，中国国际地位尽管提高了，仍不能与西方盟国及苏联等量齐观，确切地说，只是一个“理论上的大国”。不过，这一理论大国地位的取得，也是中国人民为争取独立自由长期斗争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