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曾国藩胞弟的曾孙女曾昭熵，登上了南京灵谷寺，从66米高塔一跃而下，事后，人们在她的大衣口袋发现一张字条，上面短短8个字，却让人感动不已。 提起曾国藩，国人大多熟悉，曾昭燏就是曾国藩弟弟曾国潢的曾孙女，她1909年出生在湖南湘乡，家里虽说败落了，但规矩和学识一点没丢。 父亲是举人，母亲总说女孩子读书不比男孩差，把几个孩子都教得有模有样。 二哥曾昭抡成了大化学家，五弟曾昭杰写得一手好书法，妹妹曾昭懿更是拜在妇科大师林巧稚门下。 在这样的家里长大，曾昭燏身上没有娇小姐的习气，反倒透着股书生气的坚韧。 20岁那年，她考上了南京中央大学，先学国文，后来转去外文系，课本上的字认不全就熬夜查字典，笔记记得比谁都详细。 1933年毕业时，她的毕业论文被全校传看，成了当时的一段佳话。 那时候社会上正兴妇女解放，大家都想着摆脱束缚，曾昭燏看得很明白，女人要跟男人站得一样高，兜里得有钱，手里得有本事，不能靠男人吃饭。 她见过不少有才华的姑娘，嫁人后就围着锅台转，原先的灵气慢慢就没了。 为了心里的学问，她跟妹妹说好了不嫁人，这辈子就跟文物打交道，后来真就守着这个承诺过了一辈子。 1939年初，她进了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当专门设计委员。 那时候抗战正酣，不少文物面临被毁的风险，她揣着干粮就往川滇一带跑，既要找文物，又要挖遗址。 从1939年春天到1940年秋天，她带着团队挖了马龙遗址、佛顶山遗址等五处地方，挖出来的陶器、石器装了好几箱。 她是中国考古界里头一个用外国先进技术挖文物的人，连记录数据的方法都跟旁人不一样。 后来研究这些文物，发现这地方的文化跟中原差得远，就给起了个名字叫“苍河文化”，让西南地区的古代历史有了实打实的证据。 1940年夏天，筹备处搬到四川李庄镇，她又跟吴金鼎一起主持发掘彭山县的东汉崖墓。 墓里的陶俑个个穿着汉代衣服，她就对着这些陶俑一点点研究，写出了《以彭山陶俑中所见汉服饰》。 空闲时候还去考察川康地区的少数民族，白天跟当地人聊天，晚上在油灯下写报告，前前后后攒了差不多一百万宇。 1942年，她跟吴金鼎合编的《云南苍洱考古报告》印出来，成了研究云南地方史的人必看的书。 她还办过旧石器考古展览，让普通人也能看见老祖宗的东西，跟人合写的《博物馆》一书，是中国头一本系统讲博物学的书。 抗战胜利后，她跟着筹备处回了南京，管着战时文物清理的工作，还是联合国博物馆协会的中国会员之一。 她办过汉代文物展和青铜器展，展厅里挤满了人，不少老百姓是头一回见三千年前的青铜鼎。 全国解放前夕，国民党要把文物运到台湾，她一口回绝了去台湾的邀请。 她给筹备处主任杭立武写了封信，话说得很重：运出文物，路上或者到了台湾有个闪失，主事的就是民族罪人。 1949年4月14日，她在上海找了徐森玉、王家楫等几个懂文物的人，一起签了封信，呼吁把已经运到台湾的文物运回来。 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3月国立南京博物院正式成立，她当了副院长，还在南京大学历史系教书。 她带着人挖了南唐二陵，就是南唐皇帝李弁和李璟的墓，挖出来的石碑、瓷器让南唐历史不再是书本上的几句话。 她跟尹焕章合作写了《湖熟文化》，把江苏地区的古代文化讲出了新门道。 1955年她升了院长，还管着江苏省的文物管理工作，1956年加入了九三学社。 1964年12月，那时候她日子不好过，就算拿到了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的证书，跟同事说：“这个也救不了我。” 她去医院看完病，跟司机说想去灵谷寺散散心，司机把她送到地方，她给了司机一包苹果，让司机等着。 她一个人走进灵谷寺，从灵谷塔上跳了下来，后来人们在她上衣口袋里发现一张字条，就一句话：我的死与司机无关。 她走后，学者陈寅恪写了首诗悼念她，里头有两句：高才短命人谁惜，白璧青蝇事可嗟。 很多人觉得考古就是挖宝贝，曾昭燏的工作压根不是这样。 她在西南挖遗址，是给那些没被记载的古代文化正名；她研究彭山陶俑，是从衣服上还原汉代人的生活；她挖南唐二陵，是让一段模糊的历史变清晰。 更让人佩服的是她守文物的硬气，那时候不少人想着跟着去台湾谋前程，她偏要留下来，敢跟当权者说运文物就是造孽，还联合众人呼吁文物回家。 她终身不婚的选择，在当年算是个异类，可她是真明白女人要想做点事，得先不靠着男人。 她用一辈子证明，女人不用围着家庭转，照样能在考古这种男人扎堆的行当里闯出名堂，照样能扛起守护民族文物的担子。 【评论区聊聊】为何这样的人会走到这一步？ （信源：曾昭燏——百度百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