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周恩来的这句名言想必多数人都耳熟能详，讲出这句豪言壮语时，周恩来只有十二岁，当时他正在奉天东关模范学校读书，负责照顾周恩来的是他的四伯父——周贻赓。
对于自己的四伯父周贻赓，在《周恩来早期文集》中曾多次提及，所谓“家中赡养，不能稍分大人劳肩，反使大人只身走千里外，为子侄谋衣食，侄罪重矣”，其中的“大人”便是指周贻赓，由此可见，这位四伯父对周恩来有着养育之恩。
实际上，周贻赓不仅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照顾着侄子周恩来的生活起居，还对青少年时期周恩来的个人成长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某种程度上而言，周恩来走上革命之路，都是受四伯父周贻赓的影响。
周贻赓出生于同治十一年，也就是1872年，这一年，李鸿章在上海创办轮船招商局，标志着洋务运动进入鼎盛阶段，出生于绍兴大族的周贻赓，虽然从小就受到西方文化的冲击，但是在家族传统观念的影响下，还是走上了仕途之路。
只不过从周家的相关资料来看，周贻赓的“贡生”身份，并不是读书考取，而是捐钱所得，也就是所谓的“附贡生”。
实际上，在晚清时期，买卖功名的现象并不少见，这是一个朝代病入膏肓的典型特征之一，毕竟这种买来的功名，虽然看上去风光，但实际所用寥寥，因为在当时的清朝社会，许多十年寒窗考得功名的举人都无官可做，只能回老家当个乡绅、候补。
像周贻赓这种捐地的贡生，自然是图个“光耀门楣”。
当然，这并不代表周贻赓不学无术，也不代表其个人品性不堪，只是因为当时社会上有这种买卖功名的渠道，周家也是为了周贻赓这个长子日后能有个好前程。
或许有人好奇，周贻赓不是周恩来的四伯父吗？怎么又会是周家长子呢？
实际上，周贻赓的确是周起奎的长子，是周恩来父亲周贻能的胞兄，只因为周贻赓在周家大族内排行第四，所以周恩来习惯性地称他为四伯父。
1908年，周贻赓凭借北洋政府总理钱能训的提携，被调任至东北奉天做事，钱能训之所以帮助周贻赓，是因为钱本身就是周家的女婿，因此而沾亲带故。
在此之前，周贻赓一直在江苏淮安供职，当时周家已经败落，周恩来等晚辈在淮安的生活开支，基本上都由周贻赓这位四伯父照顾，据周恩来回忆，当时四伯父经常会寄回家一些银票。
实际上，周贻赓之所以如此照顾周恩来，也与其本身膝下无子有关。
在淮安时期，周贻赓先后有过两门亲事，然而与两任妻子皆“无果而终”，后来被调任至奉天后，周贻赓又娶妻杨氏，但仍旧没有生育。
而周贻赓作为周家的长子，本身就有着传递香火的责任，正因如此，周贻赓才对自己的侄子辈十分关心，尤其是对周恩来。
1910年，十二岁的周恩来从淮安长途跋涉来到了铁岭，暂住与铁岭绍兴公馆，半年后，周贻赓便把周恩来接到了奉天，自此周恩来便在四伯父家中住下。
周贻赓虽然是依靠裙带关系上位，但是为官却一丝不苟，尤其是在为人处世方面，更是典型的儒家传统文人做派——严于律己，这给寄宿在四伯父家的周恩来带来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周恩来晚年时期，多次提及自己在奉天的生活，尤其是四伯父的家训——“孔子儿孙不知骂，曾子儿孙不知怒，周家儿孙不知求”。
所谓的“不追求”，是教导周恩来不要求名、求利，而是脚踏实地读书、做人。
除此之外，周贻赓对于礼教方面也十分重视，据周恩来在东关模范学校的同学回忆，每次去周恩来家中，都只能站着，因为周贻赓家教非常严，晚辈在长辈面前不许坐着。
在生活方面，周贻赓时常教导周恩来要勤俭节约，虽然当时周贻赓作为科长级别的政府职员，薪水已经较为可观，但是其本人从来都是以身作则，要求周恩来等晚辈在国家艰难之际，不能贪图个人的享乐，同时还要力所能及地帮助别人。
周恩来在东关模范学校读书期间，从来不乱花一个铜板，每天中午只在学校门口买烧饼充饥，再配上一大碗白开水，而他攒下来的生活费并没有用到自己身上，而是帮助了一位身患重病的老校工。
后来有同学回忆，当时的周恩来生活习惯十分清苦，最大的花销就是买书来读。
1913年，周恩来从东关模范学校毕业，此时四伯父周贻赓也恰好被调任至天津，于是周恩来便跟随四伯父南下，住进了法租界，不久之后，周恩来便考入了南开学校。
实际上，按照周贻赓的设想，本想将周恩来过继给自己，然而周恩来早先已经过继给小叔周贻淦，无奈之下，周贻赓又把周恩来的小弟周恩寿接到了自己身边。
此后，周恩来便出国留学，后又投身革命，伯侄二人便鲜有机会见面，但是书信往来却从未间断，尤其是在周恩来身处海外期间，更是经常给四伯父写家书，可见，周贻赓对周恩来而言，如同生父。
九一八事变后，周贻赓因拒绝给日本人做事，便在民政局找了个闲职，1933年秋天，61岁的周贻赓病逝天津。
当时周恩来正在江西指挥红军第四次反“围剿 ”，根本不知道四伯父去世的消息，而周贻赓因为膝下并无子女，最终由周恩来的弟弟周恩寿为他披麻戴孝。
周恩来真正得知四伯父过世的消息已经是1949年，这成为了周恩来心底难以名状的遗憾。
曾经与周恩来在重庆共同工作过的张颖回忆，周恩来在重庆期间，曾不止一次提及，四伯父周贻赓对他恩重如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