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女人的婚恋
锲而不舍
姐姐
（一）
刚刚20岁的徐娟没有想到自己的新婚之夜这么乏味、无趣，本来，徐娟是有思想准备的。毕竟买她做妾的“丈夫”杜仁已经60岁出头了。徐娟终生最大的秘密：她的第一次给了刘华老师。
那是他们分手的前夜，热吻过后，徐娟浑身燥热，几乎是带着刘华老师倒在床上的，那滋味，让她飘飘欲仙。徐娟是出名的“漂亮妞”，尤其是身材苗条，酷似妈妈。邻居的李大妈时常“啰嗦”：“不知那家的后生有福气，今后能娶到她。”抗战胜利后，徐娟走进这所全省最有名的高中学堂的。父亲时任县长（日本人在时就是县长，也帮国民政府维持过地方治安，不久就被撤换了），靠“劫受”发了点小财，再加上平时家境殷实，虽然是父亲的续弦生的，但母亲正受宠，完小毕业的徐娟就被送到了省城读高中。还有一个原因，她的舅舅在省城当警察，可以就近照顾。她的舅舅是1942年河南大灾荒从老家逃荒流落到省城的，很可怜苦命的妹妹，对徐娟分外照顾。这所高中当时很有名，是清末的巡抚在戊戌变法后，响应清政府的“新政”办的新学，动员士绅筹办，开始叫省大学堂，后来改的名。全省能来就读的都基本是各地的巨商大富的子弟。
徐娟的第一节课是国文课，讲《论语》的“关关雎鸠”，风度翩翩的刘华老师主讲，还写一首流利的粉笔字。情窦初开的徐娟第一眼就产生了好感，从此对国文学的特别认真，作业也写的特别仔细，刘华老师几次当众表扬她，也十分乐意课外辅导这个漂亮的姑娘。但徐娟开始感到两人不可能发展，因为刘华老师已经30岁了，家里有老婆、孩子。
“老婆是父母逼着娶的，孩子是父母逼着生的。”他们的关系明了后，刘华老师多次向徐娟解释。刘华老师的家庭是附近一个县最大的地主。究竟多大？有个外号“刘半县”，就是说半个县的土地都是他家的，刘华老师是衔这“金钥匙”长大的。他有个叔叔嗜吸鸦片，是个出名的败家子，早死，留下莫大的家业给婶婶。婶婶的父亲曾经是光绪皇帝的老师，但很开明，支持过戊戌变法。婶婶深受父亲影响，也很开明，刘华老师从小就很佩服，在婶婶的淳淳教导下，读新书，学新知，思想比较开放。那时，出外留学很时尚，守寡的婶婶为躲避丈夫死后家里的产业纠纷，依然决定带儿子东渡日本。刘华非要跟着去，和父母大吵大闹。父母眼看留不下，就提出一个条件：必须结了婚再走！刘华看到铁了心的父母，只好答应了。“刘半县”谁不愿高攀，很快，一个小脚的媳妇就抬进了家门。洞房里，受过新式教育的刘华在灯下看了一夜的梁启超的大作《饮冰室合集》，第二天就和婶婶母子踏上了去日本的航船。在日本，刘华如饥似渴的学习新知识，婶婶竟加入孙中山创立的同盟会，并多次以巨额资金资助同盟会的活动，当时和秋瑾齐名，孙中山还写了“巾帼英雄”的匾。婶婶回国后，积极支持辛亥革命，掩护革命志士，创办新式学堂。徐娟所就读的学堂就有刘华婶婶的股份。源于这种关系，刘华归国后，顺利任教与这座当时中原最大、最新的学堂。回老家省亲，父母把他锁在屋里，开出两个条件：一是回家继承产业，二是不回家也行，但必须留一个后代。为了实现宏大的救国济民的理想，刘华无奈选择了第二个条件。他和妻子“合卺”了，第二年就有了一个男孩。
徐娟和刘华关系的突破是在读高中的第二年的一个“美救英雄”的故事。开学不久，刘华老师突然被警察抓走了，说是“煽动学潮”。徐娟立马找到舅舅，一打听，原来只是嫌疑，证据不足，但要有保人才能出来。徐娟在舅舅面前哭哭啼啼，舅舅“唉”了一声，作保放了刘华。出狱那天，徐娟看到刘华老师瘦多了，胡子拉碴的，神情憔悴，情不自禁的扑倒刘华的怀里。开始刘华有点犹豫，自己的年龄、家庭等都不允许。徐娟表示不在乎，已经考虑好久了。刘华感动的掉了眼泪，还吐露了实情：他比婶婶走的更远，是省城的第一批共产党员。省城几次大的学潮都参与了领导和发动。这次的叛徒不认识刘华，所以没抓到真凭实据。但刘华明白工作的危险性，秘密开会、号召学潮等党的活动都不让徐娟参与，并一再叮嘱她要保密自己的身份。因为国共合作已经名存实亡，内战的烽火即将燃遍中国大地。徐娟一个女孩对政治稀里糊嘟的，也不太关心，很少过问刘华的工作。
1947年的初夏的一天，刘华慌慌张张对徐娟说：“又出叛徒了。这人曾和我一起工作过。”
“你怎么办？再被抓了就不好出来。”想到刘华被抓一回了，徐娟很焦急。
“上级安排，我马上和暴露的同志离开省城，到解放区去。”刘华老师显得胸有成竹。
“我怎么办？和你一起去吧。”徐娟有点着急了。
“不行，解放区很苦的，可能还要打仗。你还在上学。等着我，革命胜利了，我一定来接你。”刘华老师诚恳得让徐娟不好再说什么，再说，徐娟对革命还没有很深的认识，对解放区更模糊，本身就没有一定去的意思。
临别的那天晚上，发生了文章开头的一幕。徐娟毫无保留的献给了刘华老师。
第二天，徐娟依依不舍地送刘华老师去火车站。徐娟看到，和他一起走的还有一男一女，男的姓赵，女的姓聂，都是同一个高中的学生，还都是一个县的老乡，都是后来徐娟落户的卫南坡的，只是比徐娟的年级低，但都是已经暴露的共产党员。1947年，对徐娟来说好像流年不顺。一个多月后，收到那个姓聂的女老乡的一封信，刘华老师一到根据地就参加了革命队伍，还当了一个连的指导员，但在敌人围剿中，第一次战斗就英勇牺牲。徐娟在深深长夜多次泪流满面。她也清楚，刘华的那个富有之家根本不可能接受她，也没想过和那个家庭有什么联系。当时的女学生都受《娜拉》的影响，心底里追求独立、自主。又不到一个月，舅舅因脑溢血突然死在工作岗位上，同时，接到家里的一封电报，说有大事，要她速回。
徐娟回家了，登上回家的长途汽车的时候，她完全没想到，再也回不来了。
徐娟以后几年，就在一个叫“卫南坡”的地方落户了，并最后极其耻辱的葬身在那里。
（二）
卫南坡是豫北的大粮仓，卫南坡的人世代以种田，诚恳朴实闻名。土地肥沃，良田纵横。杜仁就继承了卫南坡的传统，是杨柳村和附近最大的地主，家有良田500多亩。平时的伙计10多个，农忙时30多个。郭敬云老爹和两个儿子常年在他家干活，也最受杜仁看重。
杜仁最看重“勤俭”二字，他的祖上就是几代人靠勤俭劳动发家的。原籍是山东临近河南的一个县。清末大旱，杜家的三个儿子集体讨饭，落户在卫南坡，给地主家当长工。日积月累，三兄弟和后人筚路蓝缕，靠双手积累了几百亩良田，也成了远近闻名的地主。到杜仁这一辈，虽然吃喝不愁，但勤俭劳动的习惯未变。尤其是农忙季节，杜仁和长工们一起在田里挥汗如雨，割麦、翻地、杨场等诸多农活，杜仁还是一把好手，对雇工们也不错，例钱一分不少，早上烧饼、油条，中午打卤面或者鸡蛋拌面，一般都送到地头。晚上有时简单弄俩菜，和大家喝一壶酒。对常年殷勤服务的郭敬云老爹父子三人更是关照。郭敬云的大儿子出生时难产，还是杜仁托人到镇上请来的接生婆。两个儿子的名字都是杜仁起的，大的叫郭勤，小的叫郭俭，人们习惯叫大蛋、二蛋。村里有个红白事，杜仁也是每次必到，帮助安排调理。所以，杜仁虽然是村里土地最多的地主，但名声还不错，也是有名望的士绅了。特别是他儿子，在国军当兵，听说在武汉读过军校，已经是个营长，战斗在抗战一线。当镇上领导慰问，街坊四邻夸赞时，杜仁感到有很大荣光，但每每故作谦虚：“哪里哪里，抗战嘛，应该的。”
这不，1947年底的一天，北风溜溜，郭敬云赶着三匹马拉的大车，拉着杜仁走在去县城的官道上。三匹马不停的呼出热气，郭老爹还不时的抽两鞭子，杜仁耷拉着脑袋，随着马车的晃动，一高一低的点着头。他要到40多里的城关接个媳妇，确切说，是个妾。
杜仁61岁了，妻子也60岁了，不能再生了，而他们唯一的儿子牺牲在了抗日的战场上。万万没想到，在几乎是最后的战斗中，儿子殉国了。偌大的家业谁来继承？顿时成了现实问题。妻子已经过了生育年龄，就是年轻点，除了生个儿子，几十年在没动静。征得妻子同意，他要纳个妾。这个姑娘是嫁到城关的妹妹说合的，听说还是个学生，挺漂亮，就是价钱贵了的，3000银元。那时还不是法币，但纸币已经有些贬值了，要银元也正常。杜仁不管这么多了，他想要的是儿子。
天快黑时，杜仁的马车进了妹妹的院子，住了一夜，第二天和姑娘，还有姑娘的婶婶见了面。姑娘刚刚20岁，眼睛红肿着，一看就是哭红的。婶婶也悲悲切切，不时用衣袖抹抹眼睛，絮絮叨叨说姑娘家遭了难，父亲死了，母亲还要养着刚出生的闺女，实在养不活了，才卖。都已经谈好了的，也没有更多的话说。杜仁只是保证好好对待姑娘。婶婶接过钱袋，抹把眼泪，拉住姑娘的手：“妮啊，好好活着。回去把你父亲葬了，剩余的钱都给你妈，放心吧。”
姑娘随马车往回走的时候，一个四十多岁的夫人抱着一个襁褓，站在路口，泪流满面，呆呆地看了马车很久——她不忍心看自己的女儿走到这一步，托弟媳带来了女儿。她已经没有家了，就在弟媳家暂住着。
马车不紧不慢的走着，天气比昨天更冷了一些。姑娘一直低着头。郭敬云“吁、吁”吆喝马的声音传的很远。
“姑娘，回去就办事，别怕。你叫啥名？”杜仁首先打破了尴尬。
“徐娟。”姑娘依然低着头，呐呐的小声回答。
（三）
徐娟做梦也没想到，家里的变故如此“地覆天翻”：父亲被当做汉奸枪毙了，家产被没收，母亲抱着几个月的妹妹哀声哭泣。
“妮，实在供不起你上学了。要不，妈也不会让你回来。”母亲絮絮叨叨的泣不成声。
原来，徐娟的父亲徐金贤原来是日本人的翻译官，后来当了日本人的县长。徐娟父亲的前妻死的早，也没有留下一儿半女。徐娟的母亲陈小娥因黄河花园口被炸开，以阻挡日本人，家成了黄泛区，跟着父母流亡。父母死在路上，哥哥逃荒落户到了省城，徐小娥无依无靠，被父亲买了续弦。徐小娥农村姑娘，踏实肯干，梳洗打扮也有模有样，特别是身材苗条，很受徐金贤的宠爱。第二年就有了徐娟，但父亲一直想要个男孩，持续努力了近10多年，事与愿违，还是个小妹妹。
抗战后期，父亲看到日本人日落西山了，也是为了自保，就主动和国民党地下人员取得了联系，为他们提供日本人的兵力部署、调整等情报。抗战胜利后，县长还当了一阵，还帮助国民政府大力维持治安等，和汪伪政府的周佛海等人的做法如出一辙。但群众要求惩治汉奸的呼声越来越高，县议会还通过惩治汉奸的议案，并把徐娟的父亲排在汉奸第一名。县长被撤了，还很快进了监狱。
这些徐娟都知道，半年前寒假和母亲抱着襁褓中的妹妹一起还探望过父亲。父亲还若无其事地安慰她们：“没事，给日本人当翻译也没做过伤天害理的事，杀人放火都是日本人干的。当县长我还国民政府维持过治安呢。政府已经私下承诺了，过一段时间就放我回家。”还嘱咐徐娟好好念书，抱着哇哇哭的小妹妹又哄又亲。还给小娃娃取了大名徐秀。
万没想到，事情绝不是想的那么简单。国民政府为了平息民意，也是为了掩盖国内战场的节节败退的战绩，在全国一致的要求下，依然对汉奸进行了审判，日本人制造的一个血性的惨案牵涉到徐金贤。卫南坡上几个村的万人冢惨案被揭露出来。但徐金贤认为自己仅仅是翻译，惨案是日本人造的孽。但一审判，就把徐娟的父亲括了进去，自然是难逃罪责。新县长拍了桌子：“这样的败类绝不能留。”据说，徐娟的父亲被枪决时，大街上响起了长久不息的炮竹声。家里的财产也被没收，房子也被征做了兵营，徐娟母亲也被毫不留情的赶了出来，无处可去，只得暂住到丈夫的弟弟家。徐金贤的棺椁一直在县城外的庙里暂厝着，陈小娥没钱了，葬不了。
徐金贤当县长时，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徐金贤的弟弟徐金义也担任不大的管税收的肥差，抗战结束，自然也靠边站了，没了工作，整天找点杂活做，生活虽然不是饥寒交迫，但吃饱肚子就不错了。再养活陈小娥母女二人，确实捉襟见肘了。不过，最近县联防队招人，他报名了。
徐娟回来后面对的就是这种窘迫的家境。“怎么办？如果刘华老师还在就好了。”徐娟不由自主的这样想。
“叔，我不上学了，给我找份工作吧。”一天，徐娟求叔叔。
“妮，我都找不到，那还能给你找什么工作。”叔叔一筹莫展，蹲在屋里不停的抽着旱烟，一股股的浓烟呛得人只想咳嗽。
婶婶插话：“那联防队——”
话音未落，徐金义就打断了：“只招男的。我还知不知道能不能进去呢。”
“妮，你看这样行不行——”叔叔欲言又止，抬头看了看徐娟的母亲。
徐娟也看着母亲。母亲明白叔叔的意思，面对女儿的目光，却一时不知如何开口，“卖”字太难听了，何况是自己的女儿。
弟媳是个善良的女人，看大家一时沉默，主动说：“妮，隔壁杜姨的哥哥想找个妾，愿意出大价钱，你看——”话说到一半停住了，看着徐娟。
“我同意，钱都留给你们，只要你们养活妈妈和妹妹，安葬我的父亲。”徐娟没有考虑，急不择言。妈妈流泪了，抱着妹妹走了出去。
婶婶出去了，双方谈得很爽快，不到一顿饭的功夫就达成了协议。回家后，婶婶就是埋怨自己钱要少了：“大地主，不缺钱。”还叮嘱徐娟不用发愁。徐娟根本没有考虑钱的事，就问了婶婶一个问题：“嫁到哪里？”婶婶回答：“卫南坡。”
第三天，寒风中，徐娟就被一辆马车拉到了卫南坡，一个叫杨柳村的小村庄。
（四）
杨柳村位于卫南坡的核心地带，距离县城30多公里，是个没有太长历史的村子，连寨墙都没有，就是因卫南坡的肥沃土地而兴起的。杜仁多次吹嘘：“我的祖上三兄弟最早来到这里，后来形成的村子。”
距离1947年年底还有几天，杜仁把徐娟一番打扮，就进了洞房。那天，成了全村的大节日，杜仁摆了50多桌酒席招待来客，村民每户基本都去了人，贺礼一般都很薄。只有邻近几个村子的士绅大箱小箱的送的重。乡里的几个领导也到了。杜仁兴奋了，谁劝酒基本都不拒绝，喝的酩酊大醉。洞房里也很满意。半夜起来小便，发现徐娟还睁着双眼，眼睛里泪汪汪的。他当然不清楚，徐娟是在怀念和刘华老师的温馨过去。
“给，戴上，很贵的。”杜仁拉开抽屉，拿出一双洁白的玉镯，要徐娟戴上。
“不，我不要。”徐娟本能地推脱。
杜仁说，早就准备好了，戴上吉利，可以早生孩子。徐娟一来就看到他的媳妇手腕上也戴了一双，可是30多年前生育了一回，再没有怀上。徐娟犹犹豫豫的戴上了，沉甸甸的，肯定值钱。
徐娟不知道，玉镯是杜仁几年前在豫北那个拥有殷墟的城市购买的纪念品。那时，作为军属，杜仁和本地几个士绅一起被政府请到殷墟游览，从妇好墓中出图的贵重的玉镯吸引了他。他在市里殷墟的纪念馆里买了两双。回去算卦的还巴结，说，玉器显贵，还能旺子。杜仁给了夫人一双，却没有再生一儿半女。徐娟来了，杜仁求子的心情更迫切，新婚就把另一双玉镯忙不迭地给了徐娟。
可尽管这样，徐娟的肚子一直没见大。不知怎的，在床上，杜仁总是硬一会儿，好像就没有射精。所以杜仁也不好意思埋怨徐娟，倒时他媳妇私下问过几回。徐娟苦笑着，期期艾艾。他媳妇似乎明白了，吃饭时几次对杜仁旁敲侧击：“秏（没有）种子能长出麦苗？”杜仁脸红了，多次大罐喝中药汤，喝虎鞭、驴鞭酒等，但总是不管用。但杜仁一家对徐娟还不错，整天“少奶奶”地伺候着。日子一久，徐娟就有了家的感觉，总是不幸中的万幸吧。对杜仁反倒有了一点感激之情。平时一口一个“老爷”。
这期间，郭俭，就是二蛋被杜仁开销了。那些年，随着解放军节节胜利，地方的共产党也分外活跃。杜仁早就发现二蛋不安分，跟他爹谈过几次。因为杜仁对共产党没有好感，听说还实行什么《土地法》，把土地分给农民，尤其不是滋味：“我祖上辛辛苦苦挣下的，为什么给别人。”他的口头禅邻近几个村都知道。儿子牺牲前探家，说起共产党也没有好感，还说共产党在抗战中“游而不击”，总和国军闹摩擦。国民党在战场上节节败退，把 怒火也怪罪到了各地的共产党组织。1948春节刚过，乡里就召集士绅们开会，列出名单捉拿首要分子。县里还派了联防队，看来是要动真个的了。
杜仁会上得到两个信息：一是二蛋是上了名单的，二是县里来的联防队的队长是徐金义。杜仁没见过，但听徐娟说过这层关系。回到村里，杜仁没进自家们，就找到郭敬云：“快让二蛋跑吧，上了名单了。”二蛋连夜就消失了。徐金义领着联防队员来到村里，杜仁叫徐娟请到家里，一顿好吃好喝，就想糊弄过去。但徐进义为难了，提出把二蛋的媳妇和孩子带走。因为刘华的关系，徐娟对共产党并不反感，劝叔叔：“孩子还小，在吃奶，别抓她们母女了。”徐进义也退了一步，说不抓孩子了，就抓母亲，问问情况明天就放回来。杜仁和徐娟也只好同意了。
没想到，一场灾祸不期而至。第二天，二蛋媳妇死在乡里临时拘留所的消息石破天惊！原来，二蛋媳妇长得不错，几个联防队员问案时把她强奸了。二蛋媳妇撞到墙上碰死了。徐进义说：“这几个家伙真他妈操蛋，我都不知道这事，一定要好好处理。”最后。几个联防队员只是和别的乡的调换了一下。
郭敬云对杜仁和徐娟倒没有埋怨，还说“主人是好意，要不，二蛋都被抓了。”依然在杜家当长工，只是把孩子托给了大蛋媳妇养活。麦收来了，郭敬云和大蛋更加卖力，村里30多人还当雇工，杜仁还是挽起袖子和大家一起干。到田里送饭的换成了徐娟，小伙子干劲更足了。几个小伙子私下嘀咕：“那腰，那屁股那么圆，那奶那么鼓，便宜老头子了。”干活之余，免不了拿徐娟“鱼水”一回。王尚奇（绰号“大胆”）盛饭时，故意捏捏“少奶奶”的手。几个经常“听房”的人还议论：“少奶奶没满足过，一次也没叫过。”
大胆更出格，夜里经常念着“徐娟”的名字入睡，不知做了多少次“鱼水之欢”的梦，“跑马”跑的都不好意思晾床单。一天夜里，该他负责喂牲口，半夜起来，忽然看到徐娟刚洗完澡，关门进了屋子。大胆欲火中烧，竟走了过去，一推门，竟开了。原来徐娟忘了栓门，正擦着头发的水珠呢。大胆上去竟搂住，往床上拖，徐娟吓的尖叫：“来人啊，抓流氓。”几个长工全醒了，七手八脚把“大胆”捆了起来。杜仁来了，对着多年没见过的“奇耻大辱”怒不可遏，叫几个长工把“大胆”送到乡里联防队严办。大胆的爹娘都跑来了，跪着恳求杜仁放“大胆”一马，并说今年干长工不要例钱了。杜仁怒气冲冲，没有答应。送“大胆”到乡里的路上，“大胆”趁解手的机会跑了。也有人说，长工中有和“大胆”本家的，故意放跑的。
解放说来就来，1948年年底，刘伯承、邓小平率领的解放军解放了豫北，红旗好像一夜之间插遍了全县。杜仁开始没觉得有什么不同，只是把儿子的纪念勋章摘了下来。并还和徐娟为“造人”而努力。徐娟还想起刘华老师告别时的话，等胜利一定接她，但已经永远不可能了。
（五）
“二蛋”和“大胆”回来了。据说，这几个月一直在不远的晋察冀根据地学习土改的经验。回来就组织了村农会，还挂一个牌子：杨柳村党支部。“二蛋”顺理成章成了支部书记，“大胆”也当上了民兵排长。邻近的几个村，前营、射庄、后营等都是如此，共产党开始执掌政权了，一开始就拿出了“杀手锏”——土改。各村还来了上级派来的土改工作组。
但土改进行的并不顺利，几个村干打雷不下雨。几个村的地主都在看杜仁的行动。“二蛋”也知道症结所在，一个晚上，他和“大胆”一起敲开了杜家大院的门。
“坐吧，二蛋，不，郭支书。大胆，你也坐。”杜仁并不慌张，客气地主动让座。
“二蛋”和“大胆”也不谦让，坦然地坐下。也不寒暄，开始宣讲土改的政策。
“我的土地都是祖上辛苦积累下来的，也没有剥削谁，怎么就应该分别人呢？”杜仁还是老一套，本来还想就“二蛋”媳妇的事“辩解”几句，看“二蛋”直奔主题，就不再说别得了。
“可你的地都是谁种的，我最清楚。从记事就在你家打长工。”“二蛋”口若悬河。
“可我没亏待你们啊！改给的工钱不比别家低”杜仁大声的辩解。
“你那不是剥削是什么。”“二蛋”站了起来。郭敬云跑进来，不由分说，把“二蛋”推了出来，还只向杜仁点头致歉。
第二天，工作组的同志来了，直接宣布了土改方案，杜仁的500亩变成了50亩。50亩也足够杜仁一家生活了，就是长工没有了，都种分到的地去了。对杜仁也没有以前点头哈腰的尊敬了。尤其让杜仁不痛快的是，郭敬云一家分到的都是他的地。凭着多年的积累，杜仁的日子仍然“悠哉悠哉”。但经常对共产党发一些牢骚，一次和附近几个村的地主喝酒（土改后他们倒经常聚会），酒醉后竟脱口而出“共产党长不了。”
这期间，徐娟回了一趟县城的娘家。叔叔因为联防队的事被抓了起来，但共产党不搞株连，还给母亲和婶婶安排了工作，都在县里的鞋帽厂上班。徐娟想起“二蛋”媳妇的事，打心底里认为共产党就比国民党好。两岁多的妹妹徐秀看到徐娟手腕的玉镯，羡慕的不得了，抓到手里就不放松了。徐娟最后只好留下一只，带着一只回去了。
（六）
时间过得飞快，转眼到1950年的秋后。
杨柳村最东头，宽敞的支部大院里，有一口深井，据说是清光绪初年打造的，供半道街的人家打水饮用。井旁有一颗小梨树，也不知谁种的，有人说是吃梨的人打水落下的籽发芽长出来的。也许是井旁的水源丰富，梨树茁壮成长，不几年，就开满了绿叶。可能是用水方便，村支部就设在了这里。附近几个村有什么统一行动，这里也是聚集点，所以还设了个食堂，一般只供午饭。乡长是“二蛋”在解放区的队长老胡，老领导，“二蛋”也很积极上进，村里的工作总受表扬。
一个燥晴的上午，秋后的天那么热。村支部大院里人声喧哗。原来这里正在举行斗地主的大会，附近几个村的地主也被捆来了。刚要开始这项活动时，各村并不积极。连“二蛋”和“大胆”等杨柳村的干部、农民都不积极，毕竟，杜仁对他们还不错，至少没有亏待过。
老胡急了，也知道杜仁斗不倒，附近的村就动不了。专门赶到杨柳村，找到“二蛋”：“必须把杜仁的坏给群众讲透，不斗他，别的村的地主就有观望心理。不行，把乡里的民兵派来，都给大胆指挥。”“二蛋”挠挠头：“他儿子还是抗战的烈士——”老胡手一挥，打断了“二蛋”的话：“什么烈士，国民党，就要打到。你们定个日子，把几个村的地主斗捆来，一起斗，造成声势。人家西边几个村就是这样斗的，还受到县上通报表扬呢。”
老胡的话就是圣旨，“二蛋”等落实起来雷厉风行。经过几个村的干部工作，找了一些苦大仇深的群众参加，“二蛋”找借口还把父亲打发到姑姑家。他明白父亲和杜家的感情。“大胆”带领民兵捆来了地主，还在支部院里竖起高高的桅杆，准备把地主吊起来批斗。
“二蛋”首先发言：“杜仁这个地主，常年剥削长工，还表现得假仁假义，坏透了。我媳妇就是因为他死的。”杜仁抬起头，张嘴想辩解几句，院里的农民已经被激愤了，起身大喊：“坏地主，斗。”他的声音很快被淹没了。第二个上来的是一位老太太。她手指向本村的李地主，说强要了她女儿，就是黄世仁。实际上，是她家主动提出女儿换地租的。接着，几位农民先后上台哭诉，确有苦大仇深的，但也有的是“二蛋”等做过工作的。
“把他们吊起来！”在群情激奋中，“大胆”指挥民兵开始吊人，邻村的几个先吊，杜仁最后被吊起。
“吊绳快断了，都听见响了，别吊了。要不，换条绳子吧。”有人劝大胆。“大胆”看着激情的群众，不屑一顾：“没事，老地主都得吊吊，一会儿就完。”当杜仁被吊上桅杆顶部，要下落时，意外发生了，吊绳断了，杜仁摔下来，地上一片血迹模糊，当即就没了气。
大院里顿时鸦雀无声，人们被意外吓呆了。“二蛋”急中生智，马上站出来：“没事，老地主就该死。”“大胆”也吆喝：“老地主该死，家财也该归我们。”说完，不等“二蛋”表态，领着10多个民兵冲进了杜家大院。
杜家大院里，徐娟等女眷被勒令在东厢房呆着。她们战战兢兢，但也没想到杜仁的结局。“大胆”带民兵冲进来，把房里的东西，立柜、饭桌、粮食、衣服等都搬了出来，宣布要没收，美其名曰“刮浮财”。当徐娟的衣服，包括内衣内裤等都被拿出来时，她喊：“那时我陪嫁带来的，别收了。”大胆走过来：“别管怎么的，都不留。”徐娟走过去抢，“大胆”恼了：“连这小媳妇也带走。”
走进支部大院，批斗会已经胜利结束，群众都走光了，只留“二蛋”等几名干部。徐娟一眼看到杜仁的尸体，嚎啕痛哭起来，一把抓住“二蛋”：“赔，赔我们老爷。”“大胆”上去给了徐娟一个响亮的耳光，还说：“老地主，就该死，有啥好的。”把徐娟推到里屋关了起来。午后，一直呆在大队院里的“大胆”等人就在院里食堂用餐，他老感到打徐娟的手滑溜溜的，还有一股香气，越想越动歪脑筋。起身招呼几个乡里派来的民兵：“来，你们都辛苦了，我们再尝个鲜。”“二蛋”忙上前阻拦，“大胆”推了一把：“你就当没看见。”说着走进里屋，锁上了门。
这场耻辱徐娟做梦都没想到。也反抗了，把“大胆”的脸都抓破了，但被打晕了，已经记不清楚几个民兵上来了，床上已经污染一大片，双腿麻木了，疼的感觉都已模糊了。
夜幕降临了，这场耻辱才告一段落。徐娟忍疼站了起来，一阵巨疼，又摔到了地上，整了整凌乱的衣服，爬出了屋外。杜仁的尸体已经不见了，她不知道，被民兵送回了家里。屋外秋风瑟瑟，沥沥下起了小雨。她想起了刘华老师，想起省城的高中，脸上还显出一丝微笑。想起了母亲、妹妹，暗地里告别，最后又下意识的摸了一把手腕的玉镯，一头扎进了深井里——
目睹了这凄惨一幕的只有那颗小梨树。秋风中，小梨树发出微弱的“飒飒”声。
妹妹
（一）
徐秀一天一天长大了，仍然和姐姐一样漂亮、苗条。
姐姐惨死的消息并没留下太深的印记，那时她还没上小学，母亲哭了，哀怨了很多天。婶婶也长吁短叹：“好不容易碰上个好人家，咋说没就没呢。”叔叔被政府判了刑，全靠妈妈和婶婶微薄的收入勉强度日。
在1959年小学五年级快要毕业时，徐秀第一次碰上了“性”事。夏天说热就热，徐秀半夜取来小解，忽然听到隔壁母亲的房间传来呻吟声。徐秀好奇的侧耳听，原来是母亲发出的声音，徐秀的脸“腾”的红了，原来这就是男女的“丑事”。过了一会儿，一个男人从房里走出来，听脚步的声音，徐秀就知道是母亲和婶婶所在县鞋帽厂的书记。
书记叫王正刚，40多岁了，10多年前从部队（就是地方的武工队，也跟随部队打过仗）回来进了鞋帽厂当书记。老婆是农村人，还在老家住，粗胖粗胖的，像个水缸，时不时来回县城，有时还带着两个男孩。据说，王正刚见老婆就躲。老婆一来，王正刚就和同事换宿舍。他和没结婚的小伙子都住在厂里的宿舍。但第一次见母亲陈小娥，王正刚就迷上了：“这身材，哪像两个孩子的母亲。”他多次找母亲聊“政治思想工作。”陈小娥却不理不睬。虽守寡多年，但她一直恪守妇道。下班就回家，做饭、洗衣、照顾徐秀，什么活都干。王正刚也‘家访’过几次，但母亲都不卑不亢，应对自如。一次王正刚没话找话，摸摸徐秀的脸蛋：“这小妮。长得多像母亲。”
那时阶级斗争的风声越来越紧。一天下班，陈小娥刚出车间，王正刚拦住了她：“有人举报你丈夫做过日本人的县长，被枪毙了。小叔子现在还服刑。看来，你和你弟妹的工作危险了。”说着，掏出一封信晃了晃。陈小娥最担心的这回事，觉得时时像头上悬着的炸弹。从厂里宣传“以阶级斗争为纲”以来，她就时刻提心吊胆。一旦没有了工作，咋生活，徐秀怎么办？
她讷讷的说：“书记，这都是很早的事了，再说，我们俩干的也不错，经常受表彰呢。”
王正刚不依不饶：“那时另外一回事。现在阶级斗争越抓越紧了，对每个人的历史都要重新审核，这是中央的规定。”
陈小娥被中央规定吓住了，恳求：“怎么办呢，书记，家里孩子还小，没了工作就没法生活了，你行行好，放我们一回吧。”
王正刚凑近小声“命令”：“行好可以，晚上洗干净到宿舍找我。”
当天晚上，陈小娥哄徐秀睡下，借口单位加班，就去了王正刚的宿舍。陈小娥原想有一次就算了，没想到王正刚接二连三的找她。他们的事不久传沸沸扬扬。陈小娥对徐秀的婶婶解释过，婶婶似乎更知道阶级斗争的残酷性，对这事也理解。陈小娥担心被徐秀知道，一直拒绝王正刚来家里。这天，王正刚突然来到家里，要干那事。原来，他突然接到通知，要出外学习培训两个月，并且老婆很快要搬来了。急不可耐，就找来了，待到半夜还不回去。陈小娥劝他：“回去吧，孩子明天还上学呢，不能耽误睡觉。”王正刚起身装着走，突然一回身把陈小娥压在床上，一边拉扯陈小娥的衣服，一边喘着气：“别怕，孩子早睡了。就这一次，以后再不找你了。老婆马上要搬来了。”陈小娥促不及防，听到最后一次了，就只好服从了。
第二天，母亲一如既往地做饭，催徐秀起床，帮助整理书包，但徐秀心理却鄙夷起母亲了，拿个馍就跑到学校。一连几天，都没有给妈妈好脸色。婶婶看出来点究竟，劝徐秀：“妮，你妈也难啊，也是为了这个家，要不，阶级斗争早把我们打到了。原谅妈妈吧。”
第三天，不等徐秀原谅，陈小娥一天在车间突然晕倒在地上，拉倒医院已经没有了呼吸，医生说是脑溢血。正在上课的徐秀被拉倒医院，扶着妈妈的尸体失声痛哭，最后说了声“对不起”，弄的工友们都不明就里。婶婶明白，拉起徐秀安慰：“别太伤心了，妮，有婶子呢。”
徐秀在婶婶的抚育下，虽然日子更苦点，也算过得平安。但总有一种寄人篱下的感觉，感到没有父母的家就不是自己的家。进入高中后，叔叔出狱了，打点零活，但他们家经常参加“阶级斗争”的各种活动，每次都是被批判对象，而且批斗越来越升级。叔叔和婶婶一到晚上，就点灯熬油写思想汇报。不顺心的事一件接一件，徐秀成绩不错，但班干部不让当，红卫兵也没有自己的份，原因就是自己的出身、成分。进入高中，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高中二年级了，开始听课，批斗老师，贴大字报，但徐秀总是被排除在外，像一个孤零零的孩子被遗弃在社会之外，她暗地里哭过无数次，甚至咒狠过父亲、叔叔。学校里，只有李莉是密闺。她父母都曾是县里有名的国民党的党员、干部，还有个叔叔解放前夕逃到了美国，和徐秀一样是天生的“落后分子”。她们倒经常窃窃私语，说些知心话。不久，工宣队（毛泽东思想工人宣传队）进来掌权了，队长就是那个王正刚。
知青运动开始了，第一批名单中没有徐秀的名字。徐秀大着胆子走进了王正刚的办公室。没等开口，王正刚拿出一摞表格，摔在桌子上：“没你，下一批也不会有，你看看你家的历史，不批斗你就是宽大了。”走出王正刚的办公室，闺蜜李梨拉住她，悄声说：“晚上没人时来，这个王队长好色。我就是这样办的。”按照李莉的提示，徐秀成功了。王正刚边“运动”边慨叹：“比你妈还漂亮。”
1959年春节刚过，一辆大客车把徐秀、李莉等5个青年男女拉倒了卫南坡，一个叫杨柳村的小村子。 （二）
那天，天还很冷，但即将下到乡里的县高中的几十名学生却很热，一路上引吭高歌“大海航行靠舵手”的革命歌曲，徐秀和李莉也很高兴，有一种首次“归队”的幸福感、激情感。尤其徐秀，几乎整天想脱离那个“落后的”家庭的愿望终于实现了！她和李莉都是第二批落户的队员，出发时，叔叔婶婶被叫走开会，学毛泽东思想，不能请假。徐秀一个人简单的收拾了一下，特别没有忘记戴上姐姐给的那个手镯，扛着简单的行李就到了汽车站。走前一天晚上，徐秀摘下手镯，交给叔叔和婶婶，似乎是感谢抚养、培训之恩，但叔叔和婶婶坚决不要。叔叔还凄惨的说：“妮啊，你看我们俩有今天没明天的，说不定那天——你好好活着吧，照顾好自己。”婶婶陪着留了泪。走出胡同，徐秀回望了一眼，深深吸口气，有一种超脱感，也有一种不再回来的希翼。但多年后，徐秀继承了房产。
卫南坡的这个汽车站叫留固站，是县里的大车站，东半县的人去郑州、安阳、新乡等大城市都要在这里转车、等车。这天，红旗招展，锣鼓喧天，大型扩音器里播送着高亢的革命歌曲。“热烈欢迎知识青年”的横幅格外醒目。卫南坡的集中欢迎知青的仪式就在这里举行。各级领导讲话，知识青年代表发言，最后到各村的集中。郭俭（二蛋）的孩子郭国庆走了过来。
“我是杨柳村接人的，你们跟我走吧。”说完，一把抢过徐秀的行李，扛在肩上，朝一辆手扶拖拉机走去。徐秀她们没有想到有拖拉机。国庆看出她们的疑惑表情，忙着解释：“这里公社为搞机械化，一个村配的一辆。”公社的书记走过来热情大声介绍：“这是咱们咱公社最年轻的村委会主任，才20来岁，还是党员。今天特地来接你们的。”别的村大都是村支书来接，杨柳村怎么是村委会主任？徐秀她们也没有多想，就坐上了拖拉机，公社的书记也上来了，“突突地”朝东开去。
10多里路一会儿就到，下车伊始，就“革命”了两件事。
一是正赶上一个批斗现场。村支书王尚奇（大胆）低着头，一伙又一伙群众走上村支部院里（村支部大院已经从村东头移到了村中，就是土台小的）的小土台，历数他的“罪行”，主要是“作风问题”：好吃懒做了；调戏妇女了等等不一而足，特别是和“地富反坏右”的一个女人不清不楚。许多群众当场要求老支书郭俭（二蛋）复出。二蛋大声推辞：“不行，年纪大了，干不动了。”徐秀她们随机和同车来的公社书记商量，最后确定国庆接任村支书。国庆推辞不掉，看一眼徐秀，眼里满是感谢的意味。“大胆”被撤换后，不久就因病一命呜呼了。
二是关闭了一个“封资修”的小剧团。那时文化气氛淡薄，也没有电视啥的，也没有打工，一到冬闲，除了听听盲人的说书就没事可干，县、公社为活跃农村的文化氛围，就鼓励有条件的村子办小剧团，演出《秦香莲》、《穆桂英挂帅》等豫剧、曲剧等群众喜闻乐见的戏曲。尤其是逢年过节，锣鼓一瞧，好不热闹。演员基本是村里的年轻人。那个小剧团是附近几个村合办的，剧团设在了杨柳村的老支部院里，教戏的一般是外请的师傅，大都在冬闲期间教。有个扮演“包公”的20多岁的邻村演员在县里的剧团干过，一边演戏还一边教戏。他演的《包青天》在当时还是保留节目，一般在较大的村里才演。“包公”的大段唱词“要吃还是家常饭，要穿还是粗布衣，知冷知热结发妻”还风靡一时。徐秀等知青认为那就是典型的“封资修”，必须取缔。“包公”还跑来和知青们“理论”一番。但公社也正有此意，就顺水推舟取缔了。徐秀等人倒是利用剧团的舞台，就是老支部大院的舞台教过忠字舞，教过革命歌曲。
徐秀他们五人都在村支部院里住，自己搭伙吃饭。
杨柳村一共五个生产大队，徐秀和李莉分到了第一生产队。第一生产队人均合地最多，也最辛苦。但徐秀他们好像有无穷的劲头，割麦、收秋等各种农活都抢着干，群众也对他们赞不绝口。一年不到，徐秀的双手就起了厚厚的茧子。但徐秀倒感到很充实，多年来家庭里的压抑气氛不见了，也欢快多了，无形中成了五名知青的“带头人”。知青们有什么事，也是她和国庆说。冬闲，他们五个就教群众唱“大海航行靠舵手”等革命歌曲，还教跳忠字舞。教忠字舞，现在村支部的院子的土台就太小了，徐秀到村东头老的支部院里的土台上教。原来是小剧团的舞台。第一次到老支部院里，空荡荡的，只有一颗梨树枝清叶茂，徐秀突然感到好像这里和自己有什么联系。那时各村实行排演革命戏剧，徐秀他们排起了《沙家浜》，在老支部院子里的土台上演。徐秀扮演的“阿庆嫂”有模有样，“铜壶煮三江”一出口，就赢得满堂喝彩。公社书记等大批干部还专门来观摩。
徐秀在全公社出名了，更让人赞叹的是和国庆的婚姻结合。从徐秀一进村，国庆就找不同的机会接触。村支书对知青的关心爱护也正常，一来二去，和徐秀的感情有了变化。一次，秋后给地浇水，徐秀突然一阵眩晕，晕到在地里，国庆正好路过，开着拖拉机就把徐秀送到了公社医院，一夜都没合眼。多年没有的温馨的家庭气氛感动的徐秀哭了起来。逢年过节，别的知青都回家团圆了，徐秀不愿再回到县城那个家，往往一个人留在村支部院里。国庆总是热情的邀请到家，忙前忙后的招待。虽然那个年代没多少好吃的，但那股热情的家庭气氛对徐秀来说弥足珍贵。
1970年的春节到了，徐秀和国庆走进了洞房作为知青，徐秀成为全县扎根农村的典型人物。在当地，应该比当时邢燕子还出名。县里、公社出了大字报，宣传徐秀的先进事迹，还请徐秀到处作报告。省里还派了记者采访徐秀。期间，徐秀回了一趟县城的家，叔叔和婶婶作为“专政对象”，已经没人知道下放到那个农场劳动了。徐秀也庆幸自己当初的“牺牲”，要不然后果不堪设想。
第二年，国庆和徐秀有了一个可爱的女孩，取名郭晓梅。
（三）
有了稳定的家庭之后，徐秀很快又经历了两件事：
一是儿子。在偏僻的这个农村，无后为大，指的就是没有男孩。进入70年代，计划生育虽不是那么严格，但也逐渐提上日程，公社还明确要求村干部带头。再加上第一胎生产，徐秀疼的死去活来，对生孩子心理上都很恐惧。国庆是支书，也积极响应公社的号召。他们起初是不准备要的，郭俭对徐秀的到来还是很欢迎的，心理庆幸儿子找了好媳妇，现在却时常唉声叹气：“谁家没个男孩呢，总不能从你们这儿绝后吧。”国庆和徐秀商量，再要一个，今后不管男女都不要了。郭俭也同意了。庆幸的是，结婚的第三年，又生了一胎，可能是第二胎，很顺利。徐秀就没用到医院，大的肚子在灶间做饭，就生在了灶间。还真是个男孩。郭俭兴奋了好多天。那时农业学大寨的口号叫的震天响，郭俭给孙子取名大寨。
二是李莉。知青运动没兴几年，就有人开始回城了。李莉干活开始就跟不上，总落到后面，各项活动也不积极，成天唉声叹气。他的父母已经被下放农场劳动，远在美国的叔叔几十年杳无音信。有人劝她学徐秀，她鼻子一哼：“这破地方，早就待够了，不能再死在这儿。”好不容易坚持到1975年末，李莉第一个回城了。走前那天晚上，五个知青多做了两个菜，国庆还送来一坛子当地产的白酒“小鸡蹦”，算是给她送行，几个人还请教她的回城秘方，李莉端起酒杯一饮而尽，顾左右言它：“祝大家都早点回城，祝徐秀幸福一辈子。”临散的时候，喝的已经醉醺醺的李莉拉着徐秀的手，久久不松开，泪流满面的说：“咋回城的，妈的，咋来的就咋回的。男人都不是东西，禽兽。”她酒后吐真言，从公社到县里，睡了三四个男人。20多年后，她的父亲成了县里一个民主党派的头，当了政协的副主席。叔叔也联系上了，还回国投资办厂，非要李莉去美国。李莉已经40多岁了，母亲和同厂工友的丈夫都劝她：“算了，年龄那么大了。”李莉一跺脚：“去，50了也去，我从小就受罪，该享福了。”定居美国的李莉不久就离了婚，嫁给一个70多岁的美国老头，还和徐秀通信，回忆起知青岁月，竟还有点留恋。
李莉的回城引得其他几个人动了心，当然，徐秀除外。但回城不是容易的事，几个人几乎成天不在村里，就是偶然住几天，也基本不再下地干活，就是挺尸睡大觉。1976年9月，毛主席逝世，村里的追悼会上只有徐秀一个知青。
1979年秋后，农村实行了土地责任制时，除徐秀外，村里一个知青都没有了，但徐秀听说他们回城都安排的很一般，都在街道的小厂上班。有位知青没找到工作，只得干起了个体户，开了一家小餐馆。家里也有了不小的变化，女儿晓梅走进了小学，开始学“a/o/e”了；丈夫国庆的村支书不让干了，说是“三种人”。但徐秀清楚，国庆不是“三种人”，虽然也参加过村里的“井冈山”组织，但和公公的为人都不错，没有故意坑过人、害过人。徐秀的叔叔、婶婶在农场先后病死了，也没有后代，遗言房子由徐秀继承。上面来人找到徐秀，介绍了叔叔、婶婶的情况，评价解放后没做过什么坏事，也给“阶级敌人”摘了帽，还归还了抄走的家产，有关部门还补了1万多元钱。徐秀和国庆还回县城一次，看了房子、小院，国庆说：“等老了，干不动活了，就住这里吧。”在胡同口，徐秀和国庆吃了几根油条，没想到遇到一个最不想遇到的人——王正刚。他正在低头烧火炸油条，原来，被当做“三种人”处理了。并被工厂开除了。徐秀站起身走了，心里狠狠的说：“妈的，他才是真的三种人啊，枪毙了都不亏。”
一分地，才感到地少。以前在生产队劳动，累的时候总嫌地多。徐秀家分了30多亩地，还觉得不够种，公公、婆婆虽然50多岁了，身体还不错，还是棒劳力。其中，有20多亩地挨着村东头的老支部院子。国庆很勤快，和三家邻居把荒草丛生的老院子认真清理，要当成打麦场。那时各家都使用压水井了，但国庆他们为方便用水，把封了很久的深水井也认真的清理。
正是在这次清理后，徐秀知道姐姐的悲剧。
（三）
杨柳村和卫南坡大多数地方一样，夏季以种植小麦为主，当时机械化还没普及，收割机等更没有，20多亩麦子拉回家很麻烦，干脆把打麦场设在地边，方便打、晒，最后只把小麦运回家，或者直接交公粮，省去不少力。国庆和父亲是村里的两代支部书记，加上老支部院子好久没人用了，也没有人说什么。
在清理深井时，让人惊喜的是水还是那么清凉甘甜。一次，国庆和徐秀在杨场时，渴了，随机打桶井水喝，不想，水桶里漂浮着一直晶莹的玉镯。那颜色、那式样和徐秀手上戴的一模一样。徐秀疑惑了：“天下还有这么一模一样的东西？”
郭俭走过来，解释了当年发生的一切，但对徐娟的名字记不清楚了。那时一般都叫“少奶奶”，徐秀心理清楚，那就是姐姐。但时过境迁，徐秀没有说出真情，只是问，后来怎么处理的。郭俭说：“给上面打了报告，说是两人自杀的。乡长是我的老上级，也没再追究。那时斗死的地主又不是咱们一个村。不过，我父亲至死都说杜仁不该死。”
时光飞逝，当年火热的知青运动早就销声匿迹了，但徐秀一个人留在了杨柳村这个卫南坡的小村子里。卫南坡的人种地之余，都喜欢养几只羊或者喂几头猪。徐秀就喂了一头老母猪和几个小猪。猪喂得很有豫北农村妇女的特色，喜欢用剩饭剩菜掺水喂，开始总用盛剩饭的瓢敲打母猪：“别抢，让猪娃们先吃。”后来母猪就自动卷缩在后边，等小猪吃完了，再走过去，吭哧吭哧吃的很带劲。徐秀和国庆还像新婚一样好，但就是爱“抬杠（吵嘴）”。国庆经常嘟囔：“每天和猪说的话比跟我说的都多。”
文革结束，什么都好像要翻过了，除了当打麦场，村东头的老支部大院依然很荒凉，但那颗梨树却茁壮成长起来，到七十年代末，已经枝繁叶茂，郁郁葱葱。粗大的树干一个大人都合抱不过来。几个多事的老太太在梨树下搭起一座小庙，美之名曰敬奉“梨花奶奶”，久而久之，求神问吉，磕头烧香的村民越来越多。徐秀也常来，每次都想起姐姐徐娟。小剧团也恢复了，就在老支部院子里。有演出任务就走街串巷，没任务就在院子里排练，几十个本村和邻村的大姑娘、小伙子练翻跟头，还经常传出咿咿呀呀的唱调。那个邻村的“包公”也回来了。郭俭当起了剧团的杂务工。晓梅继承了徐家的漂亮血脉，比母亲、姨等人好像更胜一筹，对唱戏似乎特别有兴趣，蹲在那里看半天，有时摸摸花花绿绿的“行头”，很羡慕，还动不动学几句唱词，扭几下腰板，学的有模有样。有时徐秀不来她也来，借口找爷爷，一呆就是一整天。
徐秀还有一个爱好就是听戏。那时，逢年过节，逢更赶会，都是农闲时节，三里五庄喜欢唱戏，图个热闹。位于杨柳村的小剧团虽然水平一般，但要价便宜，管吃管住，一场戏给几石麦子就行，所以忙得接连赶场。徐秀听得入了迷，撵着小剧团跑，十里八村都去过。还经常招呼人一起听。徐秀喜欢听，还有一个原因：女儿郭晓梅可是当时的“角”，“红”遍了东半县。
郭晓梅唱“青衣”，嗓子好，字正腔圆。在简陋的舞台上一露脸，就有人叫好，特别是表演中，和“小生”一飞眼，下面掌声一片。在《西厢记》中，郭晓梅扮演的“小姐”更是一绝，成为许多人议论的中心。
郭晓梅走进剧团是因为自己的坚持，徐秀几次都没有劝住，还和女儿生了几次气。
女儿
（一）
郭晓梅痴迷剧团，初中没有读完就进了剧团学戏。为此，徐秀和女儿生了一场大气。
“至少上完初中啊。再说，戏子有什么好，下九流。”徐秀提着女儿的书包，找到学校追女儿。
“就不，反正我学习也不好，就不想学。”徐秀没有料到，女儿一天天大了，脾气很执拗。那时80年代初，考大学的观念在偏僻的农村还很陌生。郭俭看着眼泪汪汪的孙女，“唉”了一声，劝儿媳妇：“算了，好在有我在剧团呢，不会有事。我不是也不认多少字嘛。”徐秀也只好妥协了。
郭俭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晓梅和剧团里那个“包公”“好”上了。“包公”已经40多岁了，据说还是晓梅主动的，多年后，晓梅已经历经了多个男人，却再找不到初恋时的幸福感觉。
纸里包不住火。“包公”离婚了，老婆带着孩子回了娘家。这幢“丑事”让全家人成为附近一带村民的笑柄，国庆和徐秀好长时间都不敢赶集，怕被人笑话。还导致一个严重后果：郭俭气得住了院，不久就死在医院。出殡时，国庆坚决不叫晓梅参加，还不准她回家。晓梅心一横，干脆搬到“包公”的家——一个叫前营的小村里，同居了。结婚证倒是办了，但婚礼没正式办，他们清楚，办也没人参加，好多亲戚都和他们断了来往。只有“包公”一个在山西打工的舅舅还来看了看他们。大方的说：“好好过。我当年就是在村里混的不好才出去打工的，今天不是活得好好的嘛。”“包公”说，舅舅说是出去打工，是因为和嫂嫂“好”被变相撵出家门的。
他们还在剧团唱戏，承包的地也不怎么种，地里的荒草比庄稼都高。第二年，他们还有了一个儿子。也许是同脉相传，大寨初中毕业也不上了，考高中成绩倒数第一。他也不爱种地，国庆和徐秀吵的次数多了，大寨干脆躲到了徐秀叔叔县城的房里不回家，整天和县城一帮顽皮孩子瞎混，但也“时髦”：跳“迪斯科”，开黑灯舞会，“欣赏”港澳传来的美女图片。一年春节回家过年，带着大墨镜，穿着喇叭裤，提着录音机，播放着“靡靡之音”，引得家里成了村里青年男女的聚合点。刚过完初一，就被国庆从家里打了出来。就在那年，全国“严打”，大寨一伙儿被抓了进去。因为不是头，也没有玩弄女性的行为，但也被判了20多年，发配到新疆的戈壁荒滩服刑。临出发，犯人的家属都要送行，免不了泪水涟涟。国庆没来，还狠狠地说“熊货，死了才好呢。”徐秀想来被国庆拦住了：“别去了，还没丢够人呐。”只有晓梅送别了弟弟。大寨很后悔：“姐，给爹妈认个错，回家吧，好好伺候他们，养老送终。我这辈子玩了。”
晓梅、“包公”带着儿子回杨柳村了。也许没有儿子的缘故，国庆和徐秀也禁不住女儿的落泪，在加上时过境迁、木已成舟了。最终接受了晓梅。小外孙一口一个“姥爷”、“姥奶”等叫着，高兴地老两口眉开眼笑的。
正当一家团圆的时候，一个不好的消息传来——小剧团散伙了。
（二）
上世纪80年代末，电视、收音机已近走进千家万户，流行音乐也开始流行，娱乐形式多样化了。除了一些老人，小剧团的观众越来越少，演出的机会也的越来越少。强撑了两年，还是解散了。演员本来就是自发而来，更没有什么编制、工资什么的，就是各回各家，各干各活。
晓梅和“包公”自然回家了，干了两年农活，在村里算是一般农家。“包公”50多了，干活已经不比小伙子。晓梅虽然不到30，但对农活没有兴趣，干什么都不提劲，总想着外面的世界。机会来了，“包公”在山西打工的舅舅病重了，发电报让他们去一次。晓梅第一次坐上了火车，和“包公”一起去了。
舅舅是骨癌，在病床奄奄一息，临终托付：“我的孩子热衷读书，准备考大学，不喜欢生意。我已经征求过孩子的意见，你们两个就把公司接了吧。舅舅吃苦受累20多年，才有了这个小公司，你们好好干吧。”晓梅和“包公”安葬了舅舅，正式开始了打工生涯。
“包公”唱戏是把好手，对生意兴趣不大，晓梅却感到大施拳脚的机会来了，所以，公司的大小事情都说了算。夏收的季节到了，“包公”干脆回家种地去了，晓梅也乐的他碍手碍脚，把孩子安排到县城读初中，住在徐秀继承的房子里，一身轻松的干起了公司。这是一家规模不大的建筑公司，在离煤城不远的一个贫困县，总共20多人，但干活主要是来自老家和附近的农民工。那时打工潮初兴，卫南坡的人时代以种地为主，行动慢，所以开始以当地的农民为主。进入90年代，房地产勃兴，晓梅看准了机会，准备大干一场。
首先需要的是工程。县城也要急速扩大、发展，划了大片的开发区。晓梅找到县委书记，提出了承包的要求。县委书记是个50多岁的汉子，外地人，住在县招待所。一见风韵成熟的晓梅，眼睛就色眯眯的。晓梅行贿的钱照收不误，就是给个小工程敷衍。晓梅当然心领神会，一个黑夜，悄悄地摸到书记的住处，“义无反顾”地献身了。晓梅第一次感到了那种事的无趣。晓梅感到很不满足，但工程却开始源源不断。晓梅想，堤内损失堤外补，有工程就行。其次需要大量的资金。县里困难，工程所需资金很难一下子落实到位，还需要建筑商大量垫资。晓梅通过关系找到市里建设银行的行长，酒醉饭饱之后，行长答应扶持，说是“研究研究”，但以后就没了下文。晓梅明白，行长想要什么，又一次献身了，仍然那么无趣。但资金到位了，几年时间，晓梅的公司在全市开始叫得响了。
晓梅在献身的同时，感到最对不起的就是“包公”。但很快不用对不起了。刚过60的“包公”因脑溢血一命呜呼，甚至没来得及和晓梅说句话。儿子初中毕业成绩差没考上中的高中，干脆不上了，到母亲的公司打工。晓梅干脆把承包的土地转包了。卫南坡的打工潮来得晚，却很急速，县里专门组织。县里领导找到晓梅，希望多接受家乡的农民工。晓梅慨然应诺。不几年，就有了从卫南坡到晓梅公司所在地的打工汽车专线。晓梅的公司像肥皂泡一样膨胀，从建筑到煤炭、加油、农贸市场等迅速扩张。晓梅走进了全省的富豪排行榜。尤其是派人铲平了一个小山头，建起了本市最豪华的酒店。街谈巷议中，她被“夸张”：“有几十个亿的漂亮女老板。”
晓梅清楚，这一切都离不开那位县委书记的帮忙，也多次奉献自己，但晓梅一次也没有欲望。在县委书记高升到市里的时候，晓梅以庆贺为名，把书记拉倒几百里外的京城，到了“天上人间”。据说这是最高档的风月场所。就是高档，晓梅一晚上花了五万元，但书记明显很高兴。晓梅眼睛都不眨就结了账，但心理有点失落：“男人真不是好东西”。也许是“报复”，舅舅的孩子介绍了一个大学毕业没几年的同学来到公司工作，小伙子膀大腰圆，一身的腱子肉。在一个晚上，晓梅把他拉上了床，果然不同凡响，晓梅几次欲仙欲死。晓梅二话没说，掏出伍万元砸过去：“给，天上人间一个价。”晓梅再没有找过这个大学生，需要时就找别的。晓梅又找过两个，虽然也欲仙欲死，但都没有第一个感觉好，更没有和“包公”的第一次的羞涩和高潮，但都比和书记，还有那个行长的感觉好。晓梅明白了，被动和主动就是不一样！行长已经退休了，晓梅自然不理了，但那个书记官运似乎很好，还进了省委的领导班子，当然，晓梅是他最大的“金主”，甚至还为他找过两个小姑娘。书记喜欢“嫩”的，每次都喜上眉梢，晓梅当然也赚得“盆满钵满”。在一次收购一个国营煤矿时， 晓梅和当地黑社会性质的团伙发生了纠纷，书记就让公安局出面“摆平”了。在书记的“帮助”下，晓梅还成了县里的政协常委。每次回老家，老家的县委书记都拿贵宾接待，大年三十，老家的烟火都是晓梅出资购置的。不久，晓梅陆续开发了10多个分公司，总纳税额进了全省的前十名。卫南坡上出去打工的人无不把晓梅当成了“标杆”。
（三）
进入新千年，大寨减刑从新疆放回来了，不好意思在家呆，就投奔了晓梅。
也许是天道轮回，晓梅和公司遭受了一系列噩运。国家反腐重拳出击，那位官运一直不错的省委领导出人意料的落马，晓梅失去了最大的靠山。不到半年，晓梅就被“协助调查”，在监狱一关两年。好在公司由弟弟和儿子打理着。虽说还存在，但公司和过去相比，一落千丈。可以说，晓梅的公司成了过节老鼠，人人躲避不及。建筑工程基本没有了，几次招标都功败垂成。全国打击小煤窑，煤炭也收归国有。农贸市场卖了，抵发工钱。其他几个行业也不景气。
晓梅刚进去时还信心十足：“这么多年，买通的朋友数不胜数，不会都见死不救吧。”事实很残酷，昔日的好友都烟消云散，没有一个探望过。开始，晓梅还想自救，要大寨和儿子从昔日的铁哥们处借钱“活动活动”，没想到这些铁哥们全变成了缩头乌龟，个个喊穷。到最后，筹集不到十万元。晓梅哭了：“妈的，过去花给他们的钱何止百倍。”晓梅一不做二不休，举报、揭发了不止一个贪官。判决很快下来了，由于认罪态度好，且有举报、揭发的立功表现，晓梅被从轻判刑，十年有期徒刑。算上被关押的两年，晓梅一算，正好到2010年。
2010年的深秋，晓梅重新呼吸到了自由的空气。父母、弟弟和儿子一起接她出来。当走出监狱大门时，回头看看站岗的哨兵，晓梅百感交集：“就像做一场梦啊。”晓梅也意识到，由于自己的“立功”表现，无法呆在这里了。她卖掉了不景气的公司，转让了经营的产业，包括豪华的酒店，东拼八凑还有几千万。带着仅剩的资产和弟弟、儿子，回到了卫南坡。
在卫南坡的黄土坡上，晓梅冷静了几个月。但卫南坡上，大多数的人都出去打工了，连女人也所剩无几。土地上都是大型的机械来回奔走。半年后，卫南坡上出现了全县第一所私立高中——精华中学，董事长是郭晓梅。她动员年纪大的父母也转包了土地，一家人办起了私立高中。精华中学高新聘请的一般都是有丰富教学经验的退休老师，不几年，升学率超过了县一中。去年，清华、北大、复旦等名校都有该校毕业生。“闺蜜”李莉还和晓梅经常“热线联络”。一次李莉发微信问：“怎么想起办学了？”晓梅说了贴心窝子的话：“我们全家人折腾折腾去，一事无成，都是缺少文化的缘故啊。”
（作者简介：陈相印，河南开封市公务员，大学中文系毕业，喜欢创作，以散文、小说、书评、剧本和影视评为主，“锲而不舍”是笔名，出版有《锲而不舍作品集》等。邮件联系13839997000@163.com，微信号wxid-p803wdjiamhl1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