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4月18日，地下党员李维嘉接完头，正要回家，一个小姑娘却偷偷朝他摆手，他意识到出事了，赶紧转身离开！ 李维嘉明白这个手势的意义只有一个：危险，丫丫是邻居家的孩子，也是他暗中保护的信号员之一。 那女孩的父亲在码头做工，母亲早亡，他时常照顾母女俩，丫丫偶尔帮他传信，虽然年纪小，却机灵稳重，她的一个小动作，从不随意。 李维嘉并不是普通市民，他的身份是中共重庆地下党的一名联络员，负责在城区与郊区之间传递情报和物资，他白天以旧书商的身份活动，夜晚则在不同地点接头。 那天，他刚从一个茶摊离开，怀中藏着一份重要名单，上面记录着组织在南岸的秘密交通线，如果这份名单被敌人得到，整个行动网络都将暴露。 “鸽子巷”是他每日经过的路线，平时静悄无声，却在那天被人盯上，特务机关早就布下陷阱，他们得到消息，说一名地下党员将从市区带出情报，经过连日追查，他们将目标锁定在李维嘉身上。 他并不知道自己早已进入敌人的视线，就在他前一晚离开茶馆后，暗哨便跟踪到了他的居住地，第二天一早，特务换上便衣，潜伏在巷口。 当丫丫在巷口出现时，李维嘉已经感到异常，孩子的脸紧绷，目光闪动，那种无声的动作传达出清晰的信息。 他没有犹豫，脚下转向，踏入一条通往旧仓库的支路，那地方狭窄曲折，几乎没人走，转入后，他刻意放慢脚步，倾听背后动静。 几秒后，皮鞋敲地的声音响起，那是军警的专属鞋底声，与平民的布鞋完全不同，他确认自己的判断没错，那一刻，他知道，家门前已经被人包围。 他绕过仓库，从后门钻进一家破旧的糖厂旧址，穿过堆满麻袋的仓间，再从另一条胡同溜出，十几分钟后，他抵达一座破庙，掀起石板，取出事先埋藏的备用证件和干粮，换上另一身旧工装，迅速离开城区。 等他登上驶向北碚的渡船时，特务才开始在“鸽子巷”搜捕，特务为什么如此准确地掌握他的动向？这一切要追溯到几天前。 重庆地下党在编辑《挺进报》时，使用了一处印刷点，负责看守的交通员任达哉被捕，起初他咬紧牙关，未吐露任何情报，但连续的拷问让他崩溃，交代出上级姓名。 敌人根据供词，抓获了市委委员许建业，许建业是个老党员，意志坚定，敌人对他施加酷刑仍无结果，为套取更多信息，特务安排一名伪装成同情共产党的看守接近他。 许建业信以为真，托信让其转告组织销毁资料，信被拦截后，特务获悉了数条交通线和几名接头人的特征，其中就包括李维嘉。 敌人分析情报，确认李维嘉极可能携带机密文件，于是，他们在多个区域布下暗哨，4月18日，是他们计划实施抓捕的日子。 李维嘉离开市区后，在北碚山间潜伏三日，组织的交通员按约赶来接应，他将文件交出，那份名单最终安全送到上级，成为后续营救与整编的重要依据。 与此同时，重庆城内的捕杀仍在继续，大量党员相继被捕，机关点被捣毁，整个地下网络几乎陷入停滞。 李维嘉得知消息后，主动请缨回城重建联络线，组织考虑风险过大，命他暂时留在外围，但他始终心存愧疚，因为那天他能活下来，是靠一个孩子的机警。 丫丫在事后被敌人盘问，她只说自己见到陌生人靠近巷口，害怕就摆了手，那份天真的回答，让敌人无从追究，她逃过一劫，却从此被秘密转移，安置在安全区。 李维嘉后来在西南战场继续工作，每当回忆那年春天，他都记得鸽子巷的场景，那条小巷后来被战火烧毁，永和街口的老黄葛树也被砍去，只有那一个挥手的动作，刻在他的记忆里。 组织在解放后追查“《挺进报》案”经过，查明共有一百三十余人被捕，其中大多数英勇牺牲，少数叛徒在新中国成立后被公审，档案里，李维嘉的名字被标注为“幸存者”。 他拒绝写回忆录，只在笔记上留下一句话：“那天我没有死，是因为有人提前看到了危险。” 那年，一个小女孩的无声举动，改变了一名地下党员的命运，也让一份重要情报免于泄露，然而，同一时间，另一些名字却永远停留在档案的红线之上。 粉丝宝宝们在阅读时，可以点一下“关注”，并留下大家的看法！ （主要信源：《李维嘉同志逝世》，《四川日报》2018年3月17日，第2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