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分局和山东纵队的组建

王庄，是沂水县西北的一个小山村，不足百户，约三四百口人，群山环抱，地势险要，交通也比较方便。这里有座德国人建的天主教堂，德国传教士跑了，留有房屋上百间，可以用来办公、住宿、开会，是机关比较理想的驻地，这也是我们移驻王庄的重要原因，山东领导机关就驻在教堂内。

当时山东的政治环境，日军在山东只占了一些大城市和交通要道，而许多小城镇如沂水、蒙阴、莒县等和广大农村仍为我所控制，国民党东北军于学忠部和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沈鸿烈都驻在沂水一带，于驻上高湖一带，沈驻东里店，距我们驻地王庄不远。于和我们关系较好，彼此经常联系，而沈鸿烈这个反动政客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经常与我闹磨擦。我为顾全大局，还是争取他和我们合作抗日。沂水为国民党第三专区所辖，专员张里元和我们有较好的统战关系，这是我们开展工作的有利条件。此后，王庄成为山东我党我军的领导机关和指挥中心所在地，直到1939年6月敌人“扫荡”时我们转移离开，前后有半年多的时间，习惯上称这一时期为“王庄时期”。

边区省委迁王庄不久，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于1938年12月上旬将苏鲁豫皖边区省委扩大为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作为中央的派出代表机关。郭洪涛、张经武、黎玉为分局委员，郭洪涛任书记，程照轩任组织部长，孙陶林任宣传部长，郭子化任统战部长，刘居英任社会部长，杨刚毅任秘书长，张天民任职工部长，史秀云任妇女部长。中共山东分局统一领导山东及苏皖豫北部党组织的工作，辖胶东、清河、淄博、鲁西北、鲁西、泰西、苏鲁豫边区、鲁东南等8个特委和济南工委；另辖沂水、蒙阴等鲁中各县党组织。为了指导全省工作，分局还创办了《大众日报》，刘导生、匡亚明先后任社长。

同时，为将各地组建起来的游击队整编为战略上统一指挥的游击兵团，中央决定成立八路军山东纵队，张经武任指挥，黎玉任政委，江华任政治部主任。相继建立了司令部、政治部、供给部、卫生部等机构，其主要人员是从延安和我们一起来的同志为基础组建的，这也是中央派我们这批干部来山东准备组建山东纵队所需。纵队下辖10个支队又3个团，约2.45万人；另有所属地方武装l0万余人。纵队机关和山东分局机关住在起，统一行动，执行地方党建设根据地的任务。这支土生土长的八路军，从小到大，由弱到强，成为坚持山东抗战的一支劲旅。

在省委（分局）任组织科长

我们从延安来的这批干部，大部分到部队工作，部分留在了地方，我被留在省委（不久改为分局）工作。对我的工作分配，郭洪涛曾征求过我的意见，我表示干什么都可以，服从组织分配，于是省委任命我为组织部组织科长。

当时组织科只有两个干事，一个是霍国栋（即陈璞如），一个是李克俭（现名李克），机构精干。机关工作不多，主要是转关系，管干部。除机关的日常工作外，我还分管蒙阴、泗水、泰宁三县的工作，而泗水、泰宁大部为敌占区，不便公开活动，所以我着重抓了蒙阴县的工作。

当时党的任务主要是发展党组织，发动群众，建立抗日自卫团和各种抗日团体，壮大抗日力量。山东分局为了取得经验指导全省工作，直接抓沂水、蒙阴两县的工作当试点。这两个县的工作很活跃，无论是抗日自卫团还是其他各种群众组织普遍建立起来了，统战工作也做得比较好。

沂水县成立了动委会。沂水九区国民党区长马月如很进步，拥护共产党八路军，积极参加抗日工作，经我争取将九区改建为抗日民主政权，这是沂蒙山区第一个抗日民主政权。

蒙阴县的工作也很出色。县委机关驻坦埠，我经常去那里检查和帮助县委开展工作，蒙阴县委书记苏杰是陕北来的工农干部，老同志，很有工作经验，口才很好，开会作时事报告口若悬河，从国际讲到国内，对时事非常熟悉，有人误认为他是留洋生。组织部长耿启明是内战时期老党员，工作深入扎实，有群众工作经验，发展了不少党员。耿启明不但做组织工作有办法，而且善于做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如上层人士公茂音较开明，倾向抗日，过去受恶霸地主压迫，把他赶到坦埠镇郊外，经过我党统战工作，他积极起来组织自卫团，后任自卫团大队长、抗日政权乡长，被发展为党员，在与国民党顽固派斗争中，被国民党反动县长郑小隐杀害。宣传部长王宏、妇女部长宋铮都是知识分子，有社会经验，也很有工作能力。青年部长李镇年轻有为。还有几个女干事如闫均、张侠、刘桂兰（即林均）等，她们热情奔放，善于学习，工作很努力。总之县委一班人很团结也很有朝气，工作都很努力。

当时八路军山东纵队特务团驻坦埠，还有王子文同志从胶济路北带来的一个营也住在坦埠，王任营长。子文同志是陕北老干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曾任陕北苏维埃政府土地部长，到山东后改做军队工作，分配营长职务不合适，后改任淄博特委书记。子文同志有丰富的地方工作经验，给县委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建议，对县委工作帮助很大。

我在蒙阴帮助工作期间和县委一起行动，主要是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性的抗日自卫组织——自卫团，壮大党和人民的力量，这是党的一项重要任务。抗日自卫团是群众组织，编制为大队、中队、小队，凡有志抗日的青年均可报名参加，组织起来，站岗放哨，捉拿汉奸，支援抗日部队，有枪的拿枪，没枪的带着大刀、长矛。由于蒙阴县的同志工作积极深入，自卫团很快组织起来了，当然也有不愿参加者，主要顾虑拔兵外走，经过我们说服动员一般比较愿意参加。对有的地主故意破坏，造谣生事，我们即加以揭发批判。对一般地主、上层人士，我们则召开士绅名流座谈会，晓以民族大义，讲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团结起来、共同抗日的道理。多数上层人士识大体顾大局，支持自卫团的工作。经过一段时间的宣传、发动，加上山东纵队特务团的支持、帮助，蒙阴各区、乡自卫团迅速壮大，到1939年初已发展到1200余人。

不久，在坦埠的河滩上举行了蒙阴县自卫团成立大会，参加大会的人成千上万，真是人山人海。会场周围彩旗飘扬，气氛非常热烈。自卫团成员们手持红缨枪整队入场，接受检阅。我在大会上讲了话，表扬了自卫团的工作，号召自卫团组织起来，拿起武器打鬼子，保家卫国。看着这壮观的场面，与会群众受到很大鼓舞。当时国民党蒙阴县长郑小隐迫于抗日军民的压力，对自卫团的成立也表示认可。但后来他公开反共反人民，多次制造磨擦，残害了不少我党政军干部，我们同他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到鲁东南组织自卫团

1939年2月，分局决定让我带领一个工作团到鲁东南地区开展抗日工作，主要任务是组织抗日自卫团。工作团约有30多人，大部分是省委党校学员和战地服务团员中的骨干，记得有吴镜、兰陵、谭锡三、尚立斋、杨子荣、戴克（女）、毛洪（女）、赵波（女）等同志。

当时，鲁东南地区泛指莒县、日照、诸城、胶县、赣榆等县和高密到胶县的铁路以南一带。1938年8月，我党就在这里建立了中共鲁东南特委，景晓村同志任书记。特委机关驻莒北的桑园村，对外称八路军二支队后方司令部。在鲁东南地区活动的我军是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二支队，有近千人，刘涌同志任支队司令员，景晓村同志兼支队政委。我带工作团到莒县桑园与特委取得了联系，根据特委的意见，到莒北的管帅镇一带开展工作。

管帅是莒县北部的一个比较大的村镇，坐落在五莲山区北部边沿，距莒县、诸城县城各约90多里，是台（儿庄）潍（坊）公路必经之地。这里距桑园只有30里，但由于特委建立不久，还没有到管帅一带活动过。因此，这里的工作基础很差，群众对共产党、八路军缺乏认识，对抗日救国的道理也不很理解。

我们来到后，首先以八路军工作团的名义与当地的国民党区、乡政府联系，请他们帮助解决吃饭、住宿问题，莒县县长许树声和我们保持着统战关系，在吃饭住宿上提供了方便，并在表面上赞同和支持我们的抗日活动，这为我们开展抗日救国宣传活动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创造了条件。我们紧紧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到处演讲，教唱抗日歌曲，张贴标语，散发传单，宣传共产党、八路军的抗日主张和奋勇杀敌的战绩，号召社会各阶层人士团结抗日，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动员全体民众组织起来，武装自卫，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抵抗日寇侵略，解救民族危亡。同时，我们也尽力争取了一批地主士绅、社会名流，使他们与我们一起合作抗日。在宣传中，我还有意识地把毛主席在《论持久战》中阐述的道理讲给大家听，颇得他们的赞同，异口同声地说：“有道理！有道理！”

经过几天的宣传活动，管帅群众的抗日热情骤然升高了许多，不管是男女老幼，也不管是穷人富人，几乎人人都在谈论抗日，尤其是青年人，积极要求参加自卫团。

为了尽快把抗日自卫团组织起来，我和工作团的同志们还经常到周围的村庄去开展工作。大北杏村是我党一大代表王尽美同志的故乡，有几个地下党员，建立了党支部，王尽美之子王乃征也参加了支部工作。这个村有一定的工作基础，群众觉悟也比较高，所以我们到达不久，抗日自卫团和各种团体工作就很快开展起来了。也有一些村庄，由于长期处于地主阶级反动统治之下，群众思想顾虑较多。但抗日救亡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日本侵略军打过来，谁也免不了遭殃。

经过我们的耐心宣传教育和多方面的串联，一些地主士绅也不得不赞成我们的抗日主张，群众的抗战情绪也逐渐高涨起来，抗日自卫团也很快建立起来了，在管帅镇召开了隆重的成立大会。各村自卫团按照人数多少，分别编为大队、中队和小队。自卫团员们手持大刀、长矛、土枪等五花八门的武器，举着各式各样的旗子，唱着刚刚学会的抗日歌曲，群情振奋，场面十分壮观。有的士绅感慨地说：“共产党真有办法！几天的功夫就能把这么多老百姓编成队伍，佩服！”

听罗荣桓同志传达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精神

1939年3月下旬，我接到分局通知，要我赶回王庄分局驻地，听八路军一一五师政委罗荣桓同志传达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精神。

罗荣桓同志是1939年3月同代师长陈光同志一起率一一五师主力一部入鲁的。当时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日军把进攻的重点转向敌后，为了加强山东我党我军抗战力量，坚持山东抗战，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主席提出“派兵去山东”。据此，中央军委决定一一五师主力部队挺进山东。3月中旬，罗荣桓等率部抵达山东泰西地区。下旬，罗荣桓从泰西带一个骑兵排到王庄传达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先召开了分局主要领导会议，随即又召开了规模较大的活动分子会议。罗荣桓同志说，六届六中全会是我党历史上很关键的一次会议，是一个团结、胜利的会议。会议是为了总结全国抗战以来的经验教训，确定我党在抗战新阶段的基本方针和任务，统全党的认识和步调。会上毛主席作了《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这个报告是会议的中心议题。周恩来、朱德、刘少奇等分别作了有关方面的工作报告，还有很多同志总结了抗战以来的作战经验，作了很好的发言。最后，毛泽东同志作会议总结，着重讲了统一战线和战争、战略问题。全会通过了《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罗荣桓在传达六中全会精神时，着重阐述了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他的传达系统条理，切合实际，给与会同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此之前，毛主席在六中全会上所作的总结并未公开发表，听了罗荣桓的传达，大家感到对独立自主问题有了更加深刻的体会。

与会同志正在热烈地讨论罗荣桓同志的传达报告时，传来了“太河惨案”发生的消息：国民党顽固派秦启荣指使其所属第五指挥部王尚志部，在博山太河镇伏击山东纵队三支队南下受训干部及护送部队，囚禁八路军干部战士200余人，杀害三支队政治部主任鲍辉、特务团团长潘建军等10余人。

听到太河惨案的消息后，大家极为震惊。罗荣桓同志亲自参加了山东分局和山东纵队负责人召开的会议，主张对国民党顽固派的血腥挑衅进行坚决反击。他当即指出，这一惨痛的教训，说明有些同志存在着严重的右倾思想。顽固派的屠杀和烈士的鲜血，证明了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制定的方针是非常及时、非常英明正确的。对反共顽固派决不可退让，要坚决予以反击。在罗荣桓同志的参加指导下，山东分局和山东纵队作出了反击国民党顽固派的一系列决定：首先是在政治上彻底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的罪行，向全国发出通电，揭露“太河事件”真相，并致电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要求惩办祸首秦启荣；在王庄召开了声讨顽固派秦启荣的大会，郭洪涛在会上讲了话，各界代表也发了言；山东分局和山东纵队，研究了反击秦启荣的作战方案，决定集中三、四、一支队主力讨伐王尚志，夺回太河镇。

4月上旬，我军各部队同仇敌忾，向制造“太河惨案”的顽固派王尚志部反击，收复了太河地区，救出了一部分同志，并扩大了益（都）临（朐）博（山）淄（川）边区抗日根据地。

【高克亭（1911年7月1日—1998年3月17日），陕西府谷县城关镇人，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历任太谷铭贤中学党支部书记，中共山西特委委员、交通员，共青团河北省委山西特派员，中共太谷县特支书记，山西省互救会中共党团书记。抗日战争时期，1938年任陕甘宁边区党委组织部调查统计科科长。同年10月调山东工作，历任中共苏鲁皖边区省委及山东分局组织部科长，鲁东南特委书记，中共滨海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治委员，鲁中区党委组织部长、城工部长，鲁中区党委副书记。解放战争时期，历任鲁中区党委第一副书记兼军区第一副政治委员，鲁中南区党委第一副书记兼军区副政治委员、书记兼军区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0年—1954年历任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委员兼工委书记、省总工会主席、分局工业部长、山东分局副书记。1954年—1958年，任中共山东省委委员、山东省副省长。1958年10月—1978年，任青海省副省长、省委副书记、书记。1978年—1979年，任中共山东省委常委、省革委副主任。1979年后历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省政协主席、省顾委主任，山东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主任、党史学会会长。1998年3月17日逝世。是中共八大代表，第三、六、七届全国人大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