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人大代表郑功成的一席话，让“机器人交社保”这个看似荒诞的议题瞬间登上热搜。
机器人和社保，这两个看似毫不相关的领域，一旦被强行绑定，就引发了网友们的热议。
当前社保基金的压力已不容回避。以广州为例，2024年企业加个人最低社保缴费为1669元/人，2025年2月这一数字飙升至1810.55元，涨幅达8.5%，远超工资增速。就算是这样“大刀阔斧”，但还是难以填平养老、医疗等支出的缺口。
作为中国社会保障学会会长，郑功成提出“机器人交社保”，我相信绝非是他的个人臆想，而是社保体系应对危机的信号。
毕竟，当灵活就业群体、外卖骑手等新增缴费账户仍显不足时，数千万台“不知疲倦”的机器人自然而然成了极具诱惑力的征缴对象。
这其实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如果企业用机器人替代70%的人力，社保基金就会失去庞大缴费基数，这样的话，依附于社保体系的退休群体又如何能维系？
所以说，郑功成教授的试探，其实就是试图将机器人定义为“虚拟劳动者”，让企业为“雇佣”机器人的行为买单。
这种思路与其说是创新，不如说是社保基金在人口老龄化、技术替代双重夹击下的“求生欲”。
支持者认为，机器人创造的产值远远超过人类，企业理应为技术红利支付社会成本。
但反对声同样尖锐：首先，社保本质是“人”的互助体系，让无需养老的机器人缴费名不正言不顺，更像变相征税；其次，企业负担加重可能抑制技术创新，甚至导致制造业外流。
更深远的是，如果社保基金从“保障手段”异化为“征收目的”，其扩张将失去边界。意思很明显，今天向机器人征费，那么明天是不是就可以向算法、无人机征税？
值得玩味的是，日本已尝试用机器人护理老人，但许多民众抗拒“冰冷陪伴”，坚持“子女尽孝”的传统伦理。这就说明了：技术可以替代劳动，却难替代人类的情感联结与社会契约。
那么，矛盾点来了，当社保体系试图将机器人纳入“人类共同体”时，制度本身是否已背离初衷？
所以，我觉得郑教授的提议只不过是一场“压力测试”，试探社会对社保扩容的容忍度。
如果上层真的有心制定相应的政策，我觉得需要兼顾三方面的平衡：
一是经济效率与社会公平。机器人提升生产率的同时，需通过税收、社保等机制实现财富再分配，但征缴方式应避免“一刀切”，例如按机器人产值比例缴费，而非简单照搬人类标准。
二是企业创新与职工权益。可探索“机器人使用税”专项注入社保基金，既避免直接套用现有制度，又能为转型中的劳动者提供再培训补贴。
三是文化传统与制度演进。中国“家文化”强调子女赡养责任，机器人养老只能作为补充而非主体。社保改革需保留人文温度，不能因财政焦虑而机械化。
回到标题吧，“机器人交社保”所引发的争论，本质是工业化国家在智能时代面临的共同难题。
郑功成教授抛出的不是答案，而是一面镜子——它照见社保基金的窘迫，也照见我们对技术社会的准备不足。
政策制定者需要更开放的讨论：是继续缝缝补补现有体系，还是重构基于人机协作的新社保范式？这个问题，或许比“该不该缴费”更值得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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