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宋代，市场买盐是一般官员买盐的主要渠道，官员们是如何购买的？ 在上篇中，我们讲到官员无法做到完全的“食租衣税”，就不得不仰给于市场。与唐代官员“有可能和市场不发生关系或很少发生关系”相比，“在宋代，经由市场的个人消费是当时城市消费的主流”。 龙登高先生在论证宋代“士大夫家庭自给自足的基本特性不变”的同时，指出士大夫“家庭经济更多地依赖市场，也更多地为市场而生产”的特点，其中“盐铁茶酒等日用必需品天然仰赖市场”。 1、官员购买官盐或其家人贩鬻官盐 宋代官员直接在州县的售盐机构处购买食盐。 《合酱作》描述了曾巩中年丧妻，一个人拉扯幼子、生活艰辛的情形，“孺人舍我亡，稚子未堪役，家居拙经营，生理见侵迫。海盐从私求，厨面自官得”。 曾巩的妻子于嘉祐七年(1062)病逝，当时曾巩由欧阳修举荐当馆阁校勘、集贤校理，作为馆阁官的曾巩，其俸禄中的发放有厨面，但无食盐，仍需要花钱去市场购买官盐，表明宋廷对官员给盐范围有一定限制，大部分官员需向市场买盐。 明道末年(1033)，知通州吴遵路“出俸钱置荐席盐蔬，日与饭参俵”。吴遵路用俸钱去市场购买盐与蔬菜，供给灾民食用，是官员市场买盐的反映。 苏轼被贬谪齐安，“初到黄，廪入即绝，人口不少，私甚忧之。但痛自节俭，日用不过百五十。每月朔，取钱四千五百，断为三十块，挂屋梁上，平旦用画叉挑取一块，即藏去。又以竹筒贮用不尽者，以待宾客”。 尽管未直接言明日用一百五十钱的具体用途，但间接说明苏轼的日常生活用度需每日去市场购买。 陆游晚年回到家乡山阴(今浙江绍兴)，作诗记述晚年生活，多有涉及买盐的情形，如在《扁舟皆到门》中写道:“千钱买轻舟，不复从人借。樵苏晨入市，盐酪夕还舍。” 在《渔父》中写道:“千钱买一舟，百钱买两桨……持鱼换盐酪，县郭时下上。” 两首诗内容类似，既反映诗人买舟改善交通、生活便利的喜悦心情，同时记录陆游买盐需要长途跋涉，且需要将柴草或鱼出售换钱，方能买回食盐。 官员的家人及其亲属还可通过批发官盐来解决自身用盐问题。 钞盐法初行之时，曾禁止官员及其亲属去盐场买盐。 崇宁元年(1102)敕:“见任及停闲命官有荫子弟、得解举人与本州县公人之家，并不得作铺户，与客人用钞请盐。”且“禁命吏、荫家、贡士、胥史为贾区请盐”。 表明崇宁元年以前，官员及其亲属仅能在市场按需购买食盐，不可充当盐商，从事食盐的批发贩运活动。 迨至宣和五年(1123)，法令已有所松动，“今来命官与得解举人之家并有荫子弟各系久来曾兴贩钞盐，愿依旧兴贩及开铺卖盐，欲听从便”，命官与得解举人家人可以开盐铺卖盐，增加其解决自身用盐的途径，但依旧禁止在任官员本人的贩盐行为，“其举人本身，即依元降指挥，不得干预”。 直至南宋后期，官员家人、恩荫子弟依旧可以批发官盐，法律只是对在职官员贩盐及其家人贩盐的携私夹带问题上有约束。 此外，《演山集》记载，法曹俞怀志在汀州任职期间，“官吏市盐，例不之务中，而市于仓，以务中有常数，而仓之数可以过取也”。这也是官员家属积极谋求充当盐商的主要动力。 2、官员购买私盐或贩私谋利 买私盐食用也是官员们市场买盐的一种方式。当官盐价高质次，物美价廉的私盐成为人们生活的必要选择。 以汀人食盐为例，“福盐溯流而至南剑，又自邵武溯流而上汀州，其搬运甚难，故盐到汀州，不胜其淆杂，不胜其贵，所以汀人只便于食私盐。自循、梅、潮、漳来颇近，又洁白，价又廉……” 福建官盐长途运输途中官吏偷盗，再塞以杂物填充，使得售卖给汀人的食盐质量差、价格高;而广南距离汀州近，但严格的销盐区划使人们只得私下贩运广南盐，且广南距离汀州较近，食盐价格低、质量好，受到人们的青睐。 汀州食盐情形是人们选择官盐与私盐的一个典型代表，反映了市场机制下物美价廉是人们购买选择的主导原则。 绍兴三年(1133)榷货务状亦声说:“自来官员民庶辄于亭户或无引人处买到盐货，不以兴贩、食用，皆是私盐。” 在产盐州军食用私盐更甚，对此黄震有言:“官盐卖之上江，私盐卖之本土，未有生产盐之地，而食官盐者也。”可见，官员买私盐食用也是其补充家庭必需品的一种方式。 官员贩卖私盐同时弥补家用。仅以太学生戏谑南宋宰相贾似道的一首诗来说明，“昨夜江头长碧波，满船都载相公鹾，虽然要作调羹用，未必调羹用许多”。 贾似道令人贩卖盐，竟至百艘盐船，遭到太学生的无情嘲讽。 官员贩卖私盐，谋利的同时，也食用所贩私盐，满足家庭的日常需要，可看作为官员市场来源的一种方式。 总结： 市场为官员的食盐消费提供多种来源途径，保障了官员食盐不至匮乏。 尽管大多数官员并不能享受像高级官员那样较完整的“食租衣税”待遇，但宋廷以优待官户的形式让其买盐免于科配，自由购买官盐食用，不失为宋廷体恤普通官员的另一种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