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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在《史记》的人物形象,了解恣意潇洒李太白的“士气” 《史记》人物为唐代诗人

结合在《史记》的人物形象,了解恣意潇洒李太白的“士气” 《史记》人物为唐代诗人所广泛接受,李白对于《史记》人物广泛而深入的接受在盛唐可以说首屈一指,能与之媲美者唯盛唐杜甫,晚唐杜牧。 据统计,李白现存的 1 001 首诗中有 210 首以上涉及了《史记》人物,平均 4.77 首诗中就有一首诗涉《史记》人物,这些被涉及的《史记》人物共有 126个,居盛唐之冠。 李白诗中的《史记》人物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侠刺之士、国士、隐士。那么,今天笔者就从这三类人物分,聊聊李白的“士气”。 1、李白诗中的侠刺之士气 李白崇拜荆轲,他的《赠友人三首(其二)》就直接自喻荆轲。这首诗写得慷慨激昂,前一部分描写荆轲刺秦王时用的匕首,紧接着李白用荆轲之悲壮形容“我”之慷慨豪迈。 作为侠客,“义气”是必须的,所以诗作后面写到“廉夫唯重义”,在这首诗里李白几乎与荆轲融为一体——重义而轻财。 李白的《结客少年场行》,是一首乐府旧题诗,专咏任侠豪纵之情。这首诗依着《结客少年场行》题目的本意创作,当行本色。从用词到用典,从抒情到叙事体现了李白身上的任侠之风。 刺客与侠客对比,李白更崇尚的是侠客,因为侠客相较于刺客更强调立功和社会影响,强调报答知遇之恩,侠客是建设性的,而刺客是毁灭性的。 李白崇尚侠刺的豪纵生活,但他始终在积极地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侠客才是李白的理想所在。 2、李白诗中的国士之气 所谓“国士”,最早见于《战国策》。豫让曾经受到智伯的恩遇,因此不惜一死而为智伯报仇,想要杀死赵襄子。 古代所谓的“国士”既指一种很高的礼遇,还指国家的杰出人物,即对国家来说很重要的人物,关系着国家命运。 李白当时在狱中,却在读张良的传记,而张秀才被李白视作有张良之才。张秀才要去谒见高适,所以李白作诗为他送行。 这首诗的前一半都在叙述张良的事迹,从他贫苦时得到黄石老人的《太公兵法》到在博浪沙刺杀秦始皇,从鸿门宴上张良帮助刘邦逃跑到帮助刘邦夺取天下。 李广难封”是李广形象内涵的核心,但李广的形象内涵却是极其丰富的,李白诗中有 12 首诗涉及李广,因而李白诗中的李广形象的内涵也非常丰富。 李白对李广形象涵义的开拓是有重要贡献的。然而李广形象涵义的开拓本身并不是李白诗作的目的,他只想抒发自我。 李白在运用李广形象这件事上始终或隐或显地在表达自己的感受,绝不泛泛而论。 即李广形象在李白诗中的每一次出现都寄予了李白或深沉或强烈的人生感受,他对李广的理解不止于《史记》书中的记载,而是结合了或者说浸透了他自己的深刻人生经验。 从诗里看,李白并没有完全消极,没有放弃对理想的追求,所以,李白悲情于李广不被“汉帝”“忆”,但并不影响“百折不挠”的李白继续歌颂他的理想,只不过这里面多了些“悲壮”的色彩。 联想到李白一生都在谋求理想的实现以及他处处碰壁的遭遇——“不遇”,“汉帝不忆李将军”就不只是抒发“悲”,而是一种抱怨,是对统治者不辨贤良与奸佞的不满。 3、李白诗中的隐士之气 隐逸是李白诗歌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他人生的重要内容之一。诸多学者在研究李白仕进的同时,也在探讨他的隐逸思想。 一些学者认为李白的思想中是存在“隐”与“仕”的矛盾的,认为李白只是把隐逸看成是一种手段。 当他热心求仕时,隐逸就是他以隐邀名、以隐求仕的进取手段;当他决心与统治者决裂,不愿做他们的帮凶或帮闲时,隐退就是他弃富贵如敝履,视功名如粪土,保持其人格独立的傲世手段。那么李白的隐逸思想到底是怎样的呢? 从李白一生都积极追求仕宦的角度来说,李白从未真正想过完全隐退江湖;从李白数次隐居的经历以及他诗中的多首隐逸诗来说,李白又确实多次想过隐逸。 当我们将李白诗中出现频率最多的这些“士”都作了上述分类研究之后我们发现,李白诗中的“士”,无论是侠刺之士还是国士,甚至包括隐士都与“功”有着紧密的联系。 以往的研究认为李白有侠客思想,这是没错的,然而李白就只是想做个“杀人红尘中”的侠客吗? 李白确实崇尚侠刺的豪纵生活,但他始终在积极地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所以尽管李白也曾数次讴歌荆轲这样的刺客,但在追求人生价值的前提下,李白最属意的侠客是剧孟、朱亥这样的侠客,这两个侠客的身上体现出了他对“功”的近乎执拗的追求。 国士,自然以国事为重,然而我们仔细分析李白诗中伟大的国士形象如鲁仲连、范蠡以及有未遇经历的韩信、张良等国士形象发现,李白所崇拜的这些国士形象都有或早或晚的隐居经历,这与李白诗中的隐士形象又具有很深的内在联系。 总结: 李白诗中的这些“士”我们发现,这些“士”形象都与“功”有着紧密的联系,而且昭示了李白最为理想的一种人生轨迹:隐居立功隐居,既实现了人生之价值,又实现了道德上的崇高,而这就是李白的理想,而核心当然是功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