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观到底遭遇了什么？从秦观在谪郴状态，了解其写诗的出发点 郴州于秦观而言，是实在的伤心之地，于此，秦观遭受多重苦难：仕途无望、亲友无临、物质无足，心态日趋绝望，进而创作出以愁情深重、意象富集、色彩冷峻、意境寒清为主要特征的独特谪郴词。 想要深入了解还需要更多的分析，让我们跟随秦观的诗句走进他那段一波三折的人生境地。 据史料记载，秦观自元丰八年（1085）中第而受封蔡州教授始，先后除太学博士又迁正字，可谓春风得意。 绍圣元年（1094）起，秦观仕途转入不顺，被一贬再贬，先在处州（今浙江丽水）度过近两年的闲适生活。 尔后在绍圣三年（1096）秦观遭诬陷，被削去官职发往郴州（今湖南郴州）编管，自此心态趋于绝望。 秦观被诬陷的由头是“谒告写佛书”“败坏场务”，即抄写佛书荒废了官务，系小事一桩，但获罪却是很重的“削秩”“编管”，即削去官职且被人监管。 尔后，秦观接到贬往横州编管的诏命，遭永不叙用，仕途彻底断送，绝望尤甚。 他愤而作《冬蚊》诗咒骂当朝弄权者，诗中言语激切，将朝堂小人比作蚊子，将其谗言讥语、诽谤构陷视作“蚊音”“蚊咬”，同时辛辣讽刺他们罪大恶极却仍罔顾时局嚣张作势。 此时的秦观深知仕途并无丁点向好趋势，化身斗士直面奸邪之人，以愤懑之情遮掩住伤心愁情，更似绝望至极后的回光返照。 对比秦观未贬往郴州而谪居处州时的乐观，可更为清晰了解秦观的绝望。秦观深信自己被贬出京不过小挫折，以反讽之语讥骂当朝奸佞，表达终将重返朝堂的信心。 秦观看来，一时的失意并不妨碍长远理想的实现，因而无需劳神忧心，转而又以“白玉”“大器”“跅弛之士”自比，展现自我清醒自知、积极向上的一面。 综上可知，被贬郴州而仕途破灭直接促使了秦观绝望心态的生成，而这又与秦观一生追逐功名的经历密不可分。 首先，秦观对自身家世定位高，有着光耀门楣的极强责任感。 诗中秦观以将门之后自居，夸赞家族声名显赫，自豪于秦氏已有三人登科入仕，对功名有骨子里的认同。 其次，为了取仕，秦观锲而不舍，先后三次应举，经历两次落第，才在元丰八年（1085）中第。 在时间跨度上，其取仕之路历经八年，而在境况上，其身处旧党，深受新党排斥，还不得不接受新党的入仕制度而学习“新书”，其间辛酸苦楚自不言而喻，但其不曾厌弃，颇有不取仕不罢休的韧劲。 最后，身处朝堂时，秦观谨小慎微，为保仕途一直苦心经营。每逢朝中有大臣升迁，不论该人身处新党或旧党，秦观均作书庆贺。 元丰八年（1085）五月，新党蔡确升为宰相，从这时候开始，秦观作约 40 篇贺启。 其中除却他为苏门师友所作的贺启外，其他人的升迁与其并无直接联系，但他却以代贺、代谢等形式屡屡助人，撇开个人优良的文才不谈，更多应是其欲以此法结识名士而为仕途铺垫。 此外，秦观为了仕途甚至罔顾风险，置师友于危险境地。在元祐六年（1091）六月，秦观得苏门的共同好友赵君锡的举荐，升任秘书省正字，八月，处新党的贾易恶意上疏，抨击秦观德不配位。此事旋即经苏辙、苏轼二人转告秦观。 秦观得知后，护官位心切，不顾泄密之嫌，立即私下求赵君锡为其辩护，不料赵君锡为撇清责任，已经倒戈于贾易一方，求情之举反成把柄被贾、赵二人再次恶意上疏，最终苏轼受牵连被贬，秦观亦被除去正名，但幸能继续留在京师。 秦观虽热切追寻功名，但是生活上的磨难，是秦观绝望心态的又一成因。 宋朝行政区划，郴州隶属于荆湖南路，与南岭接壤，多山川水险，被视作荆湘“蛮荒之地”。 同时，该区土地贫瘠、瘴疠不断，人民身处贫寒交困之中，气候则以极端多变、恶劣非常记载于史。 可见，郴州不但极端天气时有发生，而且昼夜温差大，需在抵御温度变化及饮食养护方面做足应对措施。 而秦观踏入郴地，却是居无定所、缺衣少食的，在物质生活的重重困境之下，秦观心态愈加不稳，以至于发出“乡梦断，旅魂孤”的绝望凄厉之声。 饮酒、陪僧伴佛的闲适生活有所提及，此时秦观职务尚闲，常能与民同乐，过着闲适安然、惬意自得的生活，前后处境的转变，愈加衬出郴州生活之恶。 除此，秦观精神上亦消极沉郁，这主要体现在其远离家乡、亲友上。 赴郴途中，秦观作《祭洞庭文》阐发离开亲人而痛苦的精神状态，原来秦观料知官运不济，便在赴郴前将家眷悉数送归高邮（今江苏高邮）老家，进而只身踏入湖湘大地。 面对山川阻隔，他担忧年迈且有重病在身的母亲，又伤感于自身遭贬谪的冤屈，无人照拂、无处排遣，竟只能向上天申诉，精神上的挣扎苦痛真实显明。 如今的他连朴素的归家愿望都无法实现，唯有祈求神灵方能得到些许慰藉，其精神沉郁若此。 对于友人，他也消极断定与他们再无相见机会。秦观认为与友人的缘分已然断送在荒寒僻远的郴州。此中决绝之言，难掩其对友人深沉无比的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