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源望断无寻处：秦观借着“桃源”意象，表达了自己被贬谪后，怎样的心情？ “桃源”最初出自陶渊明《桃花源记》和《桃花源诗》，代表了一种难以达到的理想境界。 而秦观笔下的“桃源”，吸收了陶渊明和王维诗中的象征意义，并且结合了刘晨、阮肇之典，重点转移到了虚无之主题，暗含自己所经历的一切。 他强调了桃源的空幻性，暗喻了秦观对贬谪生活的绝望以及否定，而对桃源的孜孜追求，昭示了主体抵制的心理姿态。 我们来看《踏莎行》中，“楼台”代表美好之愿景，“津渡”暗示济引之道途，“失”和“迷”说明无论是目标还是路径都已不复存在，仙境已经荡然无存，再也追寻不到。 而“雾失”、“月迷”说明有外界阻隔，结合秦观在党争中之遭遇及目前贬谪之处境，旨意遥深。 “雾”、“月”、“楼台”、“津渡”都是词人幻想之景，桃源亦非真实之境，都是作者意念中的产物，用来表现精神和心灵领域追寻不得、阻隔失落的孤独、怅惘、迷乱，而桃源的选择正与此心境互为表里，是悲哀之由，亦是必然之果。 “雾失”三句因情设景，营造一种悲迷之境，而这种绝望不是无端而来。 “可堪”两句触景生情，身之所感是孤馆春寒，耳目所接是杜鹃斜阳，是桃源“无寻处”的触发之源，又是引发“望断”的现实之因。 这几句实非一种理性的思考，而是迷狂状态下的心理渲泄，以一种看似无理却饱含沉痛的语言，借以自喻，发出感慨叹息之意，表达一种无可奈何的情感。 秦观对于目前处境无法忍受，心理上排斥抗拒，他始终都无法忘记绍圣之贬。 把眼前的一切困境都归咎于党争所带来的迁谪，如果政治清明，没有党争，就不会遭贬，再退一步，如果自己不卷入党争，就不会有后来之祸。 不论归咎于哪一个原因，心理姿态是一致的，都是抵制，正因为抵制，又进一步造成心理上的恶性循环。 该词作于绍圣四年( 1097 年) 春，是年二月秦观被贬管横州，自贬谪以来，秦观的心理有一个变化过程:绍圣元年( 1094 年) 春三月，秦观改馆阁校勘，出为杭州通判。 闰四月，在赴杭途中落馆阁校勘，改左宣德郎监处州茶盐酒税，后又改左宣议郎，为从八品，依旧监处州茶盐酒税。 此时虽然遭贬，但有职务在身，秦观也在力图对自身的境况进行调节，总体比较乐观，心境也较为平和，意志上还没有消沉。 5744绍圣三年( 1096 年) 春，秦观再次被贬，秦观在《陨星石》中所表达的愤怒盖与此次遭贬有关。 此次被贬谪有专人押送，行程相当紧张，在赴郴州的途中，唯有一老仆滕贵相随。 之前在作处州监茶盐酒税时，虽说遭贬，但还有职务，家人都在一起，心理上不至于太过孤单，但此时秦观已没有任何职务身份，也就意味着没有经济来源，此期处境及心理落差较大，心境亦趋向悲伤。 绍圣四年( 1097 年) 二月编管横州之命下达，不但回归无望，还被迁到更远，这个打击更加沉重和巨大，加上悲伤之境的累积，在精神上很容易步入一个极端，《踏莎行》是其典型呈现。 在经受了无数次的心灵挣扎之后，秦观最终把灵魂安放到了滕州的光华亭下，真正实现了“了不知南北”，所以后世以为该词为“词谶”。 词中有极深的绝望，是对一生之总结，亦是对一生之否定，可以说是秦观的情感承受限度达到极致的产物，所以有人把它当绝笔之作。 原因不单单是因为“词谶”，主要是由于这首词中所透露的生命达到极限时候的奇诡梦幻，是情感不堪重负的精神变异在言语中的外现。 秦观的词笔最善于刻画心灵最细微的颤动与体验，该词即是其灵魂痛苦之下极端的心理映像，把抒情诗在由外物通向内心的道路上，又推进了一层，笔触之深之细，都达到了无与伦比的程度。 到贬谪后期，秦观的思想慢慢走向虚无与否定，当然这种否定是在深深依恋的基础上，继而走向了反面的极致。 《望海潮》、《千秋岁》 等词中对过去尤其是对元佑时期苏门诸人交游集会的反复追忆，说明了秦观对世情的牵系以及内心深处不能释怀的痛苦，他也在试图去解脱这种痛苦，却因此走向了绝望。 因为苦痛太深沉了，心灵再也承受不起，只能去否定一切，尤其是对过去的否定，因为否定之后内心就不会再有过多的纠缠，一切只如梦一场。 而秦观的人生思考及判断更多地基于感性的层面，是最本能的内心直观感受，他对于情累的重大痛苦是深陷其中的。 当生命承受的限度达到最大的时候，只能偏向另外一个极致，就是用否定去试图看淡，不再纠缠，进而寻求内心的安定。 总结： 桃源本身是一种理想，一种可望而不可即、永远无法达到的仙境。 秦观在情感上太过于执念了，始终都不能从过去中解脱，更何谈生死？所以秦观作挽词，是实实在在的悲哀心境。 秦观一直对桃源孜孜追求，这暗示了对现实抵制的姿态，用对另一种美好的追寻来抵御眼前的困境。 可惜这种美好却是没有办法实现的，所以，这种属于无效抵抗，抵御的结果只能走向更深的绝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