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临江仙》看，“扁舟”意象，暗示着了苏轼的贬谪心态怎样的变化？ 苏轼笔下出现较多的则是“扁舟”意象，从他被贬谪之路看，这个意象也寄托了不少他的想法和心情状态变化。 “扁舟”意象有两个来源:一个是《楚辞·渔父》和《庄子·杂篇·渔父》中的渔父形象，是隐士的象征，代表着超脱旷达、恬淡自适的文化内涵。 先秦时代，隐士颇多，他们畏世远遁，洁身自保，或躬耕田野，或避居山林，为后世提供了隐逸的典范。 儒道两家深刻影响并调剂着士大夫的精神世界，渔父扁舟独钓的意象遂成为诗歌中常用的艺术典型。 另外一个是范蠡扁舟五湖之典，后世遂用以指功成身退、归隐江湖，并且常常与谢安的东山之志一起，成为士大夫身在庙堂之上而有归隐之心的效慕榜样。 而苏轼笔下的“扁舟”意象兼有以上两个方面。 苏轼反复使用“扁舟”，意在表达一种强烈的归隐之志，归隐意味着离开政治中心和世俗功利，获得主体的自由，实是一种自由人格精神的象征。 这其实也代表了对眼前的一种逃离，但却是现实的，是可以达到的，具有主体的能动性，用另一种现实选择来代替目前的处境，“驾一叶之扁舟，举匏樽以相属”，也不是特别难以实现。 苏轼的贬谪生涯有两个时段，一段是因乌台诗案谪居黄州五年，另一段是谪元祐党籍居惠州和儋州七年。 扁舟象征着自由，取向于未来，小舟归去萦绕了苏轼的一生，对此的思考和实践在贬谪期间臻于极致，并且有着内在的动态变化与流动曲线。 苏轼在贬谪初期是悲伤、沉痛的，但是他能让内心很快适应眼前的处境，继而在悲伤中进行深刻的反思，寻求进一步解脱的方式，从而呈现出了由悲到旷的超越过程。 在这个心态变化曲线中，有一个代表性的最高点，亦最能全面体现苏轼的生存性格及人生转向，那就是《临江仙》。 “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的终极追寻是苏轼超越型心理机制的基点，贯穿其思想的始终，在黄州时期表现得最为明显，并在南迁之后继续升华、臻于极致。 词中有一种深深的自我矛盾与强烈的心理挣扎，虽说只有几句，但心思的流动脉络复杂而有序，很能体现“扁舟”在东坡生命和思想中的价值取向。 醒了又醉，有忘却世事之感，力图去模糊主体的存在感，是挣扎过后思想与情感的最终归宿，虽然并不一定真能“忘却营营”而去实现它，但它提供了一种心理皈依，是主体在两种存在感激烈冲撞下的生存选择。 追寻主体自由，是对社会束缚与压制的反抗，也是对人处于现实中所接受的价值判断与影响的超越。 当价值观念和主体自身没有办法完美结合的时候，亦会出现极度不自由的矛盾状态，是个体生命在社会中受到压制、自身价值观念出现矛盾两重因素所造成的逃离，代表的是对自由的极度渴望与倾心追寻。 扁舟是自由的象征，在这里实是提供了一个桥梁与渠道。 超越是因为束缚，是因为被限制，超越是为了获得自由，即便身体及行为上不能，精神上的超越总能给主体赢得更多的空间。 所以，宋代士大夫的超越精神是其现实处境极度压抑、极其不自由的产物，同时也代表了士大夫精神追求和人生思考的最高极限。 苏轼超脱的根本在于总能在挣扎过后重新找回主体的自由独立，哪怕只是有限范围内的，他能够在极小的范围和环境中寻找到个体独立的空间，挖掘到自由的乐趣，这样，不管外在环境束缚性有多大，也磨灭不了主体的自由因子。 这一特点在南迁的磨难中日渐成熟，并且很好地解决了前期深层的思想矛盾挣扎，达到一个新的境界。 对于一切物我得失，都不再执念，而达到一种完全顺应天然，身随百事而动，心与万物同化的心物一体阶段。 这样，就在极大程度上淡化了主体的不自由，这个世界上，没有绝对的自由，当心物融为一体的时候，不论外物如何变化，心都能易地而处、顺境而动。 心与物之间的矛盾被降到最低，精神和心灵的自由也就达到最大，在桎梏尘网中，主体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会因此而臻无上之境。 苏轼对于王维以来关于桃源的神仙主题给予了否定，仙境是不存在的，这一点与秦观对于桃源的认识截然不同，接着又对陶渊明笔下的桃源进行自我发挥。 进一步超越了简单的逃离、归隐，虽身处谪居，却以自己的方式寻求个体的自由与解脱，这一点与东坡晚年和陶的精神实质是相一致的。 对于苏轼来说，“扁舟归去”的愿望由来已久，无奈命运多舛，既没能归老故园，也没能归隐山林，却在岭南瘴雾地，幡然顿悟，识却本心。 人生无处不适意，何处不归来，对于主体自由的追求再也没有了重重阻碍，最终心诣渊明，殊途同归，超越贬谪处境，上达吾心自由。 东方一士是渊明，从游者亦渊明，合其二者是陶渊明对于本心志节的坚守如一，实本诗中的“屡从渊明游”，亦可如此看，表达深处贬谪安然适意之心境。 总结： 扁舟的追求和归来的愿望从黄州时期解脱困境的精神支柱而演变为了另一种方式的躬身践行，扁舟所象征的自由和灵魂栖息，得到了最高程度的实现，也是苏轼一直以来在贬谪处境中心理调试与人生探索的极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