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为何整体崇杜？从元代对文人形象的变化，看其对宋代杜甫骑驴形象的重塑 杜甫曾在三首诗中记叙了骑驴的场景，到了元代，骑驴杜甫的形象也在题画诗中频繁出现。 比较元代刻画的其他骑驴诗人形象以及杜甫在前代的骑驴形象，不难发现，元代的宗杜不仅是覆盖人数众多的整体崇杜，更是从诗才到人品的全方面歌颂。 客观来看，元代也出现了很多同其他文人骑驴相关的题画诗，杜甫和孟浩然的形象从宋朝以来就被频繁并举，但在元代并不是为了贬杜尊孟，而只是孟浩然终身布衣的形象能直接表现出文人们的江湖之志。 正因为他们是无数个朝中杜甫，才想着踏雪骑驴的孟浩然。 尽管存在“乘肥者”和“诗人”的价值观念的冲突，但并提骑驴诗人，往往是出于画图构思的需要。就孟浩然本人而言，其“策蹇赴前程”的自述也并非是文人理想中的“清高隐士”形象。 况且正是因为“浩然踏雪”和“杜甫朝天”以及“冬日灞桥风雪”和“长安寻春醉赏”的存在，文人不仅在意境对仗上便于黏合作诗，更能借相对闻名的二人之事来表达自己的理想情操。综合来看，与骑驴相关的唐人中，杜甫在元代的地位一定是远超他人的。 比较元代在各种作品中对杜甫的推崇，宋代其实出现了很多调侃老杜骑驴的作品，像苏轼《续丽人行》中的“杜陵饥客眼长寒，蹇驴破帽随金鞍。隔花临水时一见，只许腰肢背后看”，把杜甫塑造成无甚见识、为美人倾倒的形象。 哪怕是曾被黄庭坚称赞“其作诗深得老杜之句法”的陈师道，也是作了好几首与杜甫骑驴相关的诗，言语间不乏戏谑嘲弄之意。例如《城南夜归寄赵大夫》，说是“书生作意一斑足，杜陵据鞍两眼寒。风雨唤人归去好 , 免教街吏报平安”。 《戏寇君二首》之一中是“老杜秋来眼更寒，蹇驴无复逐金鞍”。《和饶节咏周昉画李白真》是“君不见浣花老翁醉骑驴，熊儿捉辔骥子扶。金华仙伯哦七字，好事不复千金摹”。 同样是题画诗，尽管苏轼和陈师道也都在小序或题中标明了戏作之意，但在像苏轼、陈师道这样的名家引领下，对杜甫骑驴的典范认识一经树立，其矮化庸俗化的倾向势必会影响其他文人的相关创作。 当然，这里特指宋代与杜甫骑驴形象相关的素材，但可以窥见，宋代写杜甫骑驴的诗作中调侃杜甫的作品还是有很大占有面的。 而元代对杜甫骑驴的描述就从未有何贬损之意。元代的整体崇杜，不仅表现为崇拜人数众多，而且更是对杜甫的全面歌颂，是一种始终正面的积极导向。 元人咏杜，学杜，仿杜，拟杜，从诗法风格到人品情操，他们把杜甫作为文坛的偶像，呈现出鲜明的宗杜倾向。究其原因，主要是元代特殊的社会环境造成了这一现象，特别是因为元人普遍存在的隐逸心态而呈现出的独特阐释偏好。 事实上，骑驴的文化符号意义确实让元代那些处在边缘的诗人更容易找到那份认同感和归属感。 元人求的是老杜之心，也因处在变革的环境中而对“老杜之真”有了更深切的理解。此外，驴非中原正统的野的色彩也为其在元代诗作中的出现争取了更多的话语空间。 长久以来，文人都存在着舒展个人抱负和保持清高节操的两全愿望，只不过多数都讳言自己的求仕之心和用世之志。 元代对杜甫骑驴的形象塑造实际上是把在朝在野的可能都包揽在一起，在野时学杜甫蹇驴破帽也能潇洒醉赏春光，在朝时也言骑驴而表达心忧社稷之意。 尊杜，是因为杜甫的诗歌深入人心，他的作品传达了对社会的深刻洞察和对人民的深切关怀。 他的诗歌，既有对当时腐败政治的批判，也有对人民疾苦的同情。这种真挚的情感，使得人们对他的尊敬油然而生。 侃杜，则是因为杜甫的诗歌艺术价值极高，他的作品不仅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还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 他的诗歌这种独特的艺术风格，使得他的作品成为了后人学习和模仿的典范。 况且，杜甫的意象典故、风格体式、诗学主张都堪称范例。元代诗论家很多时候所推崇的就是广学各家，博采众长的诗学理想，很明显，以“集众美而大成”的杜甫是极符合元代诗人理想的。 杜甫也曾有过骑马的身影，像是《壮游》里的“裘马颇轻狂”，或是《北征》里的“我行已水滨，我仆犹木末”，但最后元代题画诗中的杜甫是以骑驴的形象被大家所乐意接受和广泛传播。 这或许就是因为他是杜甫，他是无数人心中的老杜，所以人们也总是主观化地想去解读塑造他的形象，就像杜甫永远是那个心忧苍生的老杜，而李白永远是那个意气风发的天才一样。 因此，哪怕是骑驴，杜甫也不会是李白那种诘问和狂放，所以哪怕杜甫的客观形象就是一个依靠驴子代步的普通老者，但人们也总是会偏向于去勾勒自己想象中的画面情态。 总结： 这种主观色彩浓重的解读，归根到底还是由人们对杜甫独特的尊崇导致的。他们对杜甫的尊敬和热爱，使得他们对他的作品进行了深度的解读和探讨，从而使得杜甫的形象更加丰满，他的精神更加深入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