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清乾隆官员被罚的抚恤金与他们的行政处罚联系 克扣“养廉金”是对地方官员的一种财政处罚，是除“罚俸”、“降级”和“革职”三种行政处罚之外，对地方官员的一种财政处罚。 这一举措是在乾隆中晚期，是在对大臣进行“行政处罚”的基础上进行的，它的实施将会对大臣们的处罚产生直接作用，也是清代对大臣们进行处罚的一种弊端。 清朝最早提出的一种惩罚方式，是通过罚没金钱来补偿官员的过错，最初实施了一小部分，后来因为汉族的强烈抗议而取消，它一直延续到了乾隆年间，才重新出现了惩罚方式，而这一次的惩罚方式很有特色，就是以“养廉”作为主要的惩罚方式。 邓之诚说：“清朝出关时，以罚银为官，自入关以来，虽无常规，但罚银之事，仍是一代又一代”，这里的“一代”，显然是专属于乾隆时期的。 其次，就是实践层面的问题。在这一阶段，官员的政治行为增加，官员的责任也跟着增加，因此，官员受到惩罚的机会也随之增加。而乾隆对总督们的处罚，则是“或为公道，或为情有可原”，或为“人才难得”，所以对总督们的处罚，大多是行政处罚。 在乾隆三十五年（1770)，已有官员“革职屡有而仍能留任之人，不得降之例”之说。特别是在乾隆年间，大官违反律法的现象就更为明显，数量上有所增加，这一情况也对当地官员以及皇帝的处罚方式产生了重要作用。 根据现有文献，最早期的记录为：江苏巡抚庄有恭，在清康熙十六年（1751)，由于学政司任职期间犯下“逆书”一事，被扣减了其在学政司的一份俸禄。 对于当地军政大员来说，用克扣养廉金来替代大员的行政处罚。更是在1772年云南布政都贪墨违反法令中，对彰宝和其他当地官员进行了克扣。 三十七年之后，也就是一七七五年，和绅大权在握，克扣抚恤银两的情况越来越多，特别是一些大案，官员们因为疏忽或者包庇而被克减抚恤。例如，民国四十三年高朴案，民国四十六年甘省假捐，假冒赈灾案，民国四十一年，假捐案等等。 至52年（1787）、57年（1792)，又有以罚款、扣留养廉金取代行政处罚的规制。不过，到了五十二至五十七年，却有一段时间的起伏，因为五十五年（一七九十），大司空殷式图上奏一份奏折，指出克减养廉金的坏处，并提议废除。 这对乾隆的这个方针产生了影响，因而在五十五年之后，被罚没的抚恤金曾经有过一段时期。 罚款和养廉金与行政处分之间的具体联系，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开除，一个是恢复，根据罚款和养廉金，可以免除对一个人所有的行政处罚。 以克减抚恤金替代罢免，本质上是对给予官员的政治权和经济权的一种权衡。以克减养廉金取代罢免，是以官员失去的经济权来弥补官员失去的政治权力，从根本上说，官员并无任何损失；这两种做法，一方面限制了官员的经济权，另一方面则保护了官员的政治权。 乾隆五十八年（一七九三年），又一次提出了克扣抚恤金的规定，这一规定，就是对“抚恤金”的规定，“抚恤金是一样的。因过失而应革职受审的，应立即申请停止养廉金，无须再议。” 然而，用罚款来取代行政处罚，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一是从乾隆皇帝的行为出发，违反了“君有义者，不为利害”的古老准则；所以，在实施以罚款为代价的养廉金制度时，没有认识到：“若有舞弊的人，不找出舞弊的原因，舞弊就永远无法消除。” 这就相当于“治病救人，若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疾病，疾病就无法治愈”。 第二，对于行政处罚来说，罚款是一种合理的逃避处罚手段，他们可以用自己身上的钱来接受处罚，用缴纳罚款的方法来取代行政处罚，这样的话，行政处罚就会被抹黑。“君王恣睢自肆，无所顾虑”，这就是“国家的最大弊端，在于君王的能力不足。” “以罚扣大员的养廉金来替代其所受的处罚，在乾隆年间被广泛采用，其过程中，从对官员的一项处罚到对官员所受的所有处罚，从个别试点到建立系统，也是从一个“人治”到“法制”形成过程。 因克扣“养廉金”而产生的种种弊病，及其对惩治功能的影响，使其在清代晚期中渐渐消失。这说明我国现行的行政处罚和薪酬体系仍需改进。 参考文献： 【1】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乾隆上朝谕档》，第13册 【2】和冲：《吏部则例·处分则例》卷2 【3】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乾隆朝上谕档》，第16 册 ，第930页 【4】《清高宗实录》卷1429，第19册 ，第111页 【5】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嘉庆朝上谕档》，第2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