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沈战役前夕，石觉召集手下开会，叫嚣说：“只要有十三军在，热河就万无一失”。牛皮吹了不到两个月，石觉就逃去了北平。 1945年10月，杜聿明被老蒋任命为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指挥13军、52军进攻山海关，打响了抢占东北的第一枪。 除了这两个军，老蒋又先后向东北调去了新一军、新六军、60军、71军、93军等部队，归杜聿明节制的部队达到七个军，二十余万众。 七个军长中，和杜聿明关系最差的有两人，一个是新一军军长孙立人，另一个是13军军长石觉。 13军是汤恩伯的起家部队，汤恩伯1945年就任第三方面军司令后，将获取的美械装备优先供给13军，使该军成为蒋军“十三个全美械”军之一。 石觉是黄埔三期生，又是汤恩伯的干儿子，因是广西人，和桂系李宗仁、白崇禧也有点交情。背景颇深的石觉，到东北后和杜聿明闹得势同水火。 1947年4月，13军的89师在红石镇被解放军全歼，石觉很是生气，在军事会议上指责杜聿明的部署有问题，杜聿明骂道：“89师号称主力师，一天时间就被打垮了，石军长，你告诉我如何救援？” 13军在之前的多次战斗中，本就损失不小，这次成建制损失一个师，石觉很是心疼，召集亲信商议后，认为再被杜聿明指挥下去，13军早晚就得全军覆没，应该另谋出路。 于是，石觉将13军残余部队缩集到热河防区，以休整补充为由，屡次拒绝杜聿明的调兵指令。石觉又借着热河位置特殊，属于北平行辕、东北行辕双重管理，主动向北平行辕主任李宗仁靠拢，东北行辕主任熊式辉懒得计较，时间一长，杜聿明是彻底指挥不动石觉了。 1947年8月，熊式辉、杜聿明被免职，换成了陈诚主持东北军政。石觉幸灾乐祸的说：“杜聿明在东北的时候，七个军长五个反对他，早就该离开了。” 陈诚在东北待了不到半年，就灰溜溜的离开，与此同时，北平行辕、东北行辕相继撤销，成立了华北“剿总”、东北“剿总”，由傅作义、卫立煌任总司令。石觉趁着这番人事大调整，谋了一个热河保安司令的头衔，并走动关系，使热河和东北“剿总”脱离关系，隶属于华北“剿总”。 石觉野心勃勃，借着保安司令部的名义，在热河征兵拉壮。到了辽沈战役前夕，石觉将部队扩充为五个师，他在召集亲信开会时说：“只要有十三军在，就有热河在。大家好好干，等升格为兵团后，师长升军长，团长升师长。” 辽沈战役打响后，石觉十分紧张，不断打听前线的情报。当廖耀湘兵团覆灭、沈阳解放的消息相继传来后，石觉再也不做“热河王”的迷梦了，他召集团以上军官开会，让部署撤退事宜。 参会军官们在热河置办了房产，购买了土地等，都舍不得放弃，石觉骂道：“都啥时候了，还想着这些。为今之计，保存实力才是上策，要是丢掉了部队，什么都没有了。” 石觉在部署撤离热河之时，南京“国防部”将在辽西覆灭的廖耀湘第九兵团番号，给了石觉的部队。石觉升任兵团司令官后，推荐亲信骆振韶接任13军军长。 11月20日傍晚，石觉将部队指挥权交给骆振韶后，带着一队卫兵，乘坐汽车带着金银细软，率先逃离承德。 五天后，石觉出现在了北平，他留在热河的部队，在后撤途中逃散不少，其中一个师在驻防密云时，在解放军进攻时，逃跑不及损失大半。 石觉在公开场合说：“北平有二十多万兵力，如果有决一死战的信心，守半年不成问题。” 天津解放后，石觉顿时蔫了，把主要心思花在如何逃离上，他将兵团事务交由骆振韶打理。石觉费尽心思，联系上空军总司令周至柔，周至柔答应派一架运输机，将石觉及亲信接走。但随着解放军用炮火封锁机场，石觉从空中逃离的计划失败了。 李文和石觉交换意见后，在会后来到傅作义的办公室，说：“我们支持傅总司令的和平协定，但毕竟是校长的学生，能否允许离开北平？” 傅作义说：“和平协定中的本就有允许你们这些高级将领离开的条款，我可以和解放军商洽，随后安排飞机送你们去南京。” 李文、石觉又趁机提出带着亲信军官离开，傅作义说：“这都不是问题，但有一点，你们在离开时要保证部队的安定，不要出岔子。” 石觉本打算将13军的营以上军官都带走，但因飞机运力有限，只带走了军长骆振韶以下十几个亲信。 石觉回到南京时，老蒋已经下野，在汤恩伯的推荐下，他被任命为京沪杭警备副总司令。上海解放后，石觉逃到了台湾。和汤恩伯受冷遇不同，石觉进一步获得重用，担任了“参谋次长“、“联勤总司令”等要职，并晋升二级上将。 晚年的石觉，在回忆中对杜聿明颇有微词，可见两人结怨之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