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你是否察觉，在乡村，那些走出大山、踏入大学校园的学子们，无论深造至博士、硕士，还是仅本科毕业，返乡过年时，大多内敛安静；反而是早早辍学、奔赴打工浪潮的同龄人，浑身散发着热情劲儿。 年夜饭桌上，仿若两个平行世界在此交汇，又隐隐割裂。大学生们手捧手机，屏幕的微光在喜庆的红灯笼下添了几分清冷，他们默默扒饭，偶尔才抬头回应几句；而打工归来的发小们，则穿梭于席间，酒盅在手中传递，陈年旧事被他们说得绘声绘色，引得满屋子笑声回荡。这般场景，宛如一幅魔幻现实主义的春节图绘，在华夏大地上无数的村落悄然铺展。 教育，这架本应助力社会向上攀登的阶梯，在输送知识精英的进程中，不经意间也在故乡的厚土上划开了深深沟壑，筑起隐性的壁垒。难道文明，竟成了知识分子返乡的枷锁？ 瞧，在演讲台上意气风发、侃侃而谈的大学生，面对大姑那句“读这么多书有啥用”的直白质问，瞬间哑然；论文答辩时滔滔不绝、思维敏捷的硕士生，听到二婶“咋学越上人越闷，书越读越呆”的轻声嘀咕，满心委屈又无力辩解；能在学术论坛与一众高手论剑、舌战群儒的博士生，被三舅爷“一个月挣多少钱呐”的关切击中，心理防线轰然崩塌……这一场场真实而揪心的对话，一个个无力招架的瞬间，让返乡的大学生们，深切感受到自我文化身份的撕裂，陷入精神上的失语困境。 他们心底明白，城市白领推崇的消费主义，自己难以全盘接纳；可乡村那世代承袭的宗族伦理，如今回去，也仿若隔了层纱，难以融入。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认知与主导体系的抗衡：一方是以大学生为代表的知识分子构建的知识型认知天地；另一方，则是以家乡亲邻、返乡务工者为主体，靠着祖祖辈辈生活经验沉淀而成的乡村经验话语体系。 这两套根植于迥异环境、发挥不同功用的话语系统，每逢春节，在年夜饭热气腾腾的桌上，在走亲访友的寒暄里狭路相逢，激烈碰撞。而在这片以乡土人情为根基的家园，后者显然占了上风，以至于让人不禁恍惚，好似“高等教育正批量制造新时代的‘哑巴’”。 当母亲满脸骄傲地宣扬“我家娃正写 SCI 论文”时，邻居们投来的目光却很快转向打工青年新买的轿车。这般价值坐标的错位，硬生生将知识变成禁锢乡音的咒符。 返乡大学生等知识分子，还深陷身份焦虑的泥沼。背负着“全村希望”的光环归来，却惊觉面对老屋漏雨的破瓦，所学知识毫无用武之地；论文里复杂精妙的数学模型，在乡亲们疑惑的眼神前，解释起来苍白无力。既无法凭借学识为家乡开拓财路，又难以用专业化解日常疑难。村里人有时仍用旧眼光将大学生捧上神坛，衡量着如今大学生的“分量”；大学生们呢，偶尔也会下意识仗着曾经大学生的光环自抬身价，殊不知时代已变，当下的自己，主场不在这田间地头，徒有满腹理论，恰似那脱不下长衫的孔乙己。无力感如潮水涌来，只能沉默以对，在亲戚们的攀比声浪里，筑起一座知识的堡垒，聊以自保。 土地，孕育不了游鱼；沧海，长不出麦子。反观打工群体，他们在乡土社会的生存智慧堪称一绝。建筑工地的包工头，人情往来得心应手；美甲店小妹，察言观色恰到好处。这些在生活磨砺中练就的处世窍门，成了开启乡村社交大门的万能钥匙。回到这片以人情为纽带的故土，他们仿若归巢倦鸟，游刃有余，热情的背后，实则是对情绪价值的精准拿捏。记得住每位长辈的喜好，递烟的时机分毫不差，牌桌上输钱也输得巧妙，既顾全大家面子，又拉近彼此距离。这些看似不起眼的社交门道，恰是校园里难以学到的，甚至曾被一心向学的我们轻视鄙夷。正是这般源自生活淬炼的交往艺术，编织起乡村稳固的关系网，也是众多游子再难融入的缘由。 有时，身份割裂引发的不适，从经济独立衍生的话语权落差中尽显。大学生还在为助学金奔波盖章时，打工青年已能用汗水攒下的积蓄为父母翻修新房。这般肉眼可见的“成就”，让他们在乡村舆论场占据高位，热情奔放的表象下，是经济实力转化的文化主导权。返乡务工者实打实的新房与大学生略显缥缈的未来憧憬，难免遭短视者质疑，沦为邻里闲言碎语的素材。 但理智在心底呐喊：务工者不必借现实报酬攀比求学者，以求外人夸赞；求学者也不该恃知识傲物，轻蔑务工之人，落得格格不入。“没有人是一座孤岛”，务工者当敞开心扉拥抱新学识，求学者也应正视每份拼搏，适时融入。真正的教育，绝非造就文化权贵，而是培育能于多元语境自在穿梭的“多面手”。知识，理当化作连接阶层的通途，而非高耸的屏障。 我们急需一场认知的蜕变，既留存知识分子的批判锋芒，又熟稔乡土社会的交往精髓。如此，方能进退从容，不为现实困窘，不被精神撕扯。在坚守学术理性之余，也学会在乡土烟火中寻得快乐，或许，这才是挣脱困境的最优解。这便是过年的真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