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复新疆后，左宗棠杀掉了所有俘虏，包括降俘。然而，左宗棠手上沾满了血，却没人骂，为何？ 战后不留俘虏、降兵照杀不误，换在别处，是要背负千夫所指的事。 可左宗棠这么干了，新疆战场上一刀接一刀砍下去，朝野反而没大哗，朝廷更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理由就一个：拖不起。 新疆从来不是好管的地方，地广人稀，宗教、语言、风俗全都对着干，真要长期养着那群降兵，改天哪怕一个人逃出去，都能被英俄捡起来当牌打。 乾隆年间那档子事还新鲜着——阿睦尔撒纳投降后再反叛，把准噶尔搞得血流成河。 谁再相信俘虏的嘴，那就是自找麻烦。 左宗棠干得干脆，不留后患，手起刀落，野地里血流成河。 他心里清楚：新疆不能靠宽容拿下，只能靠震慑稳住。 此时清廷早已风雨飘摇，南边太平军刚灭，北边捻军才收场，国库空空，兵疲将惫。 拖一天是亏一天，新疆打得久，列强就看得久，等英俄真动手，连喘气的机会都没了。 阿古柏败退时，英俄还在暗地撑腰，嘴上说中立，实则盯着口袋里的地图。 左宗棠不想讲理，他想让敌人害怕，“杀降”一出，天下皆惊，列强没吭声，清军喘了口气。 “不杀降”是道义，“杀降”是命数。 这种事说出去不好听，做起来却很实在。 朝廷没反对，读书人也没闹腾，原因其实简单：太乱了，谁还在乎道德？ 朝野上下都在看结果，只要新疆能保住，后方能安生，方法再残酷也有人撑腰。 左宗棠亲笔，写给儿子的信里说过，“宁可我负人，不可人负我”，翻译过来就一句话：人情可以丢，疆土不能失。 杀得干净，还有一个效果——兵心稳了。 兵心最怕反复，今天降、明天叛、后天再招，跟演戏一样。左宗棠砍得狠，让人知道，打就是打，降不代表命大，认怂不能换活命，只有跟到底才有生机。 不少文人觉得这事说不过去，左宗棠也没解释。 解释干嘛？战争打赢了就是英雄，输了再多情怀也只是笑柄，他赌赢了。 清廷在背后撑着，左宗棠跟慈禧有信、有交情、有底气。 打仗要钱，他开口朝廷就拨；杀人有争议，朝中有人出面挡刀，杀的是外敌，保的是国土，谁还追着讲那些仁义礼智？ 而在百姓眼里，左宗棠那是“收复失地的大将军”。 割地赔款见多了，头一次看到有人，打回来还不让对方喘气。 “以暴制暴”是这年代的生存逻辑。 左宗棠就是那根硬骨头，专挑别人不敢下的手、别人不愿看的死，西征收疆，疆土归清，可方法永远写在血里。 历史记得功劳，也记得代价，杀降给新疆换来了三十年安稳，却也埋下了后世反思的种子。 清末有诗人杨昌俊写诗颂扬，说他是“中兴名将”；现代学者反过来批，说他“违反战俘伦理”。 可站在那个节点上看，如果温和会换来江山，那左宗棠大可以讲人道；问题是温和保不了新疆。 英俄那时候虎视眈眈，沙俄还真扶持，阿古柏的儿子伯克·胡里搞小动作，结果刚露头，就被清军剿灭。 左宗棠让他们知道：再想在新疆做局，不如掂量下脑袋还在不在。 外敌被震住，内地士绅却暗地叫好。 杀人换稳定，听着冷血，但没人敢站出来说错。 民族情绪也是推手之一，当年“保疆卫国”四个字挂在城墙上，谁敢说软话就跟通敌没两样。 左宗棠冲在最前，被当成民族英雄，不是因为手段温柔，而是因为结果够狠。 这结果，让慈禧送锦旗，让朝廷拨赏，让无数家书里写上“左公真乃国柱”。 百姓嘴里“左老虎”，兵营里“左活阎”，都不是骂，是敬。 有人问，“这事放到今天，还能不能接受？”答案其实不重要，重要的是，那时候所有人都接受了。 权力庇护下，杀俘变成了理所应当，变成了一个“不谈”的禁区。 时间过去，血早干了，碑文还在。 左宗棠的功绩一页页翻上讲坛，残酷手段，则被轻描淡写地，说成“军事决断”。 历史喜欢写胜者，胜者的刀，不叫屠刀，叫兵器，胜者的血，不叫罪证，叫代价。 可每一寸收回来的土地下，都埋着一个问题：为了安稳，可以做到什么地步？ 左宗棠给出的答案，写得足够清楚，也够冰冷。 参考资料： 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 中文大学出版社, 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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