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范纪曼被捕，不久被判死刑！行刑前一天晚上，他借口肚子疼，要上厕所，看守却叫住了他，说：＂早去早回！＂ 1927年，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革命气氛浓烈。范纪曼不再满足于学术追求，而是投身革命，考入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在这里，他接触到了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并在不久后加入了党组织。 北伐战争中，他加入了叶挺的部队，随军南下，参与了多个战役。然而，战场的激烈也让他遭遇了伤病，不得不暂时离开前线。伤愈后，范纪曼并未重返战斗，而是被组织指派回到家乡，负责建立和发展党组织。 1929年，党组织将一个更为复杂的任务交给了他：前往重庆，组织学生和工人运动。那时的重庆正处于国民党的控制下，白色恐怖的压迫下，范纪曼依然坚定地进行革命活动，并且在这片动荡的土地上遇见了他的革命伴侣彭雅萝。 随着工作形势的复杂化，范纪曼和彭雅萝被派往上海，担任地下交通联络员。上海的复杂形势、外国租界的控制、国民党与共产党间的斗争，都使得他们的任务充满危险。 范纪曼深知，这一工作将考验他一生的智慧和勇气。然而，这项任务并没有持续太久。1930年5月，由于叛徒出卖，范纪曼被捕，并遭受酷刑拷问。即便如此，他仍然凭借坚韧的意志和机智的应对，在三个月后被释放。 出狱后的范纪曼陷入了困境：联系不上党组织，身心疲惫的他决定陪伴女友彭雅萝一同北上求学。途经北平时，范纪曼在学校里继续深造，并通过学习掌握了四门外语，为以后从事更复杂的情报工作做了准备。 与此同时，他加入了《晨报副刊》的写作团队，通过撰文逐步接触到左翼作家联盟，最终成功通过其中一位盟员薜迅，找到了失散已久的党组织。 此后，范纪曼的工作逐渐变得更加复杂和危险。通过参与外围活动，他为党组织提供了极为重要的情报。然而，正当他在北平的地下活动顺利展开时，一场意外的事件打破了这份平静。 范纪曼的同乡曹策被捕，作为中共天津市委的重要成员，曹策的被捕引发了党内的高度关注。范纪曼力图营救他，并借助黄埔军校的学长、军统特务陈恭澍的帮助，成功救出曹策。 然而，这一举动也让范纪曼深陷其中。在一次翻译任务中，他无意间翻译了一些关乎国民党和日本的军事情报，并通过党组织传递给上级。范纪曼未曾想到，这一举动会引发严重的后果。 很快，国民党特务机关破获了共产党北平地下组织，导致范纪曼一度被陈恭澍怀疑为潜伏的共产党员。虽然他一度被捕，但在巧妙地辩解下成功脱险。他声称自己翻译的外文资料并非情报，而只是一些八卦新闻，且为了讨好陈恭澍，他将这些无关紧要的资料炫耀了一番。 陈恭澍虽然不完全相信，但由于当时并无确凿证据，便在黄埔同学的保释请求下暂时释放了他。然而，陈恭澍并未就此放松警惕，暗中对范纪曼展开了监视。对此，范纪曼凭借其过去特工的经验，很快察觉了自己被监视的迹象。 在试图赢得陈恭澍的完全信任后，他提出了加入军统的请求，主动表示愿意为其效力，甚至提供更多的情报。在这一策略下，陈恭澍终于放下戒心，允许范纪曼在军统继续工作，并开始承担起翻译工作。 范纪曼在担任翻译员期间，凭借其敏锐的洞察力，发现了大量与日本和国民党高层相关的情报。最为关键的一条便是他在1935年获得了关于日军与国民党高官何应钦秘密会谈的情报。 这次会谈的内容最终演变为历史上著名的《何梅协定》，该协定直接影响了华北的政治格局。范纪曼的及时报告让中共中央作出了应对，为随后爆发的全国抗日运动奠定了基础。 随着战争的推进，范纪曼的情报工作逐渐得到了更高层次的信任，甚至被提升为军统北平站代理站长。此时，范纪曼的情报渠道也逐步扩大。他与上海中央特科的刘逸樵保持了长期的联系，借助其身份和地位，将越来越多的情报传递给共产党。 在抗战期间，他不仅为共产党提供了大量的军事情报，还参与了上海秘密电台的运作，进一步为中共抗战提供了重要支持。 然而，随着战局的变化，范纪曼的身份也愈加暴露。1941年，他因被国民党视为“抗日有功人员”而得以留在国民党内部，并被任命为国防部的重要职务。 此时，范纪曼已成为我党的重要间谍，其通过国防部渠道获取的情报，如蒋介石与何应钦、顾祝同等高层人物的秘密会议内容，及时传送给了中共特科，为解放战争的胜利提供了巨大帮助。 1949年，解放战争进入尾声，范纪曼再度被捕。然而，敌人对其的审问并未能改变他坚定的立场，最终他在一次越狱中成功逃脱，躲避了国民党的处决。经过长时间的潜伏，他在解放军占领上海后终于结束了在敌营的十九年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