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地下党员涂作潮与邻居打牌。闲聊中，邻居突然凑到他耳边，轻声说：老兄，你是不是共产党？ 1937年的上海，既是灯红酒绿的十里洋场，也是暗流涌动的战场。涂作潮，中共地下党员，带着特殊任务来到这座城市。他的代号是“木匠”，职责是恢复跟延安的无线电联系。那时候，上海分租界和华界，局势混乱，日本人的眼线和国民党的特务到处都是。他只能低调行事，尽量不引人注意。刚到上海，他在法租界福煦路租了个小店面，挂上“修配无线电”的招牌，开始了隐秘的生活。 涂作潮是个技术好手，修无线电对他来说是看家本领。他白天开店，接些街坊邻居的活儿，修修收音机、换换零件，顺便跟人聊几句，探探街面上的消息。店里摆着几张旧桌子，堆满了电线和工具，墙角还有几箱旧零件，都是他从旧货市场淘来的。每天早上一开门，他就泡杯茶，坐在店里等着生意上门。晚上关门后，他就点上煤油灯，继续研究手头的活儿。表面上看，他就是个普通的修理工，但实际上，他肩上的担子重得让人喘不过气。 作为地下党员，涂作潮的生活有两个面。白天，他跟街坊打交道，修机器、聊家常；到了深夜，他的工作才真正开始。店铺后头有块松动的地板，下面藏着无线电发报机和加密用的纸条。每隔几天，他都会趁夜深人静，把收集来的情报整理好，用发报机发出去。那些情报可能是街头巷尾听来的风声，也可能是从顾客嘴里套出的消息。他得小心翼翼，不能出错，更不能让人发现。那年头，特务抓人不需要证据，只要怀疑就够了。 那是个夏天的傍晚，涂作潮跟邻居老王在院子里打牌。老王是个码头工人，性子直，做事大大咧咧。那天牌打到一半，老王突然问了他那句要命的话。涂作潮脑子嗡的一声，手里的牌差点掉地上。他知道，这不是开玩笑。在1937年的上海，被怀疑是共产党，后果可能是抄家、坐牢，甚至丢命。他赶紧打哈哈，把话题岔开，装出一副大大咧咧的样子，总算蒙混过去。可那晚回到屋里，他坐那儿盯着桌子发呆，心里清楚，危险已经近在咫尺。 老王那句话不是空穴来风。涂作潮平时为人低调，但时间长了，难免有人起疑。他一个外乡人，几年没见亲戚上门，又总是一个人忙活，邻居们难免会嘀咕。加上那时候上海抓共产主义者的风声越来越紧，老王可能只是随口一问，也可能是听到了什么风声。涂作潮不敢赌，他第二天就找机会跟上级接头，把情况汇报上去。他建议组织派人来假扮家人，掩护他的身份，免得再有人起疑。 组织上人手紧，第一次没答应。涂作潮只能硬着头皮稳住局面，尽量跟邻居搞好关系，少让人抓到把柄。后来，他又提了一次建议，这次组织同意了，派了个叫张小梅的女同志带着孩子过来。张小梅是个纺织女工，带着五岁的小女儿小红。她们一到，涂作潮就带着她们住进小院，对外说是老婆孩子回来了。邻居们见他有了家眷，果然疑心少了不少。老王还特意端碗面过来，说他总算有个家的样子。 张小梅的到来，让涂作潮的生活多了层掩护。她白天去工厂上班，晚上回来做饭带孩子，小红也在院子里跑来跑去，慢慢跟街坊熟络起来。几年下来，他们又生了两个男孩，日子表面上过得热热闹闹。涂作潮还是照旧干活，白天修收音机，晚上发情报，桌上常摆着张小梅缝的布鞋。他跟张小梅从搭档变成了真正的夫妻，感情也在那段艰难岁月里慢慢扎根。 可平静的日子没持续多久。1942年，上海的局势更糟了，他的徒弟被特务抓走，组织担心他暴露，紧急命令他撤离。那天夜里，他收拾好发报机，把攒下的钱留给张小梅和孩子们，然后一个人离开。他走的时候没惊动任何人，天刚亮，他就消失在弄堂尽头。后来，他辗转到了新四军驻地，继续干无线电工作。1943年，他在延安跟张小梅和孩子们团聚，一家五口总算熬过了那段腥风血雨的日子。 解放后，涂作潮没停下来。他在新中国搞无线电建设，把一身本事都用上了。张小梅带着孩子跟着他，日子虽然清苦，但一家人齐齐整整。他干了一辈子技术活，退休后跟老伴住在上海，直到晚年去世。回想他这一生，从1937年的上海弄堂到新中国的工厂车间，他用自己的方式扛起了责任，没退缩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