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5年，朝廷讨论新疆的归属，李鸿章看着地图，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新疆那块地方又穷又荒，实在不想要就不要了。”没想到左宗棠当场怒了，拍着桌子回敬道：“166万平方公里的地方，你说不要就不要，真是舍得！”慈禧听后摊了摊手，说没钱打仗，左宗棠一咬牙：“没钱我借钱，也一定要把新疆收回来！”     十九世纪中叶的中国，正处在风雨飘摇的深渊边缘。内有太平天国、捻军叛乱接连爆发，外则列强虎视眈眈，压境不断。清政府腐败无能，国力衰弱，民生困苦，朝野上下弥漫着一股疲惫与迟疑的气息。而就在这多事之秋，一块边陲热土——新疆，正逐渐脱离中原王朝的控制。   新疆自乾隆年间纳入版图以来，虽远隔万里，但始终是国家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到了同治年间，随着中原战火频仍、财政凋敝，地方政权日益崩溃，新疆局势也急剧恶化。   原本驻守边疆的清军被调回东南剿匪，当地形成权力真空，各地军阀和宗教势力趁虚而入，局势一发不可收拾。   阿古柏，原是浩罕汗国的将领，乘虚而入，横扫西域，在新疆建立了“洪福汗国”，势力迅速扩张。   更为棘手的是，他背后有英国撑腰，英人对这片尚未完全开发的西部土地觊觎已久，不断提供军火支援，企图将其纳为势力范围。而在北方，沙俄亦不甘示弱，趁火打劫，占领伊犁，意图分裂新疆，使中国陷入边疆彻底沦陷的危机。   在朝廷内，围绕是否保新疆的问题，意见分歧极大。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海防派”认为国家财力不足，当前应集中精力守护东南门户，主张“弃地保核”，视新疆为“不毛之地”，认为得不偿失。李鸿章一言断言：“新疆那不毛之地，不要就不要了！”   这番话如刀割心肺，传入左宗棠耳中，顿时怒火中烧。他怒斥李鸿章：“166万平方公里，你可真大方！”在他眼中，新疆不是一块可有可无的土地，而是祖宗之业，是国家尊严的象征。放弃新疆，就是对国家未来的背叛，对列强妥协的开始。   慈禧太后虽未明确表态，却以“国库空虚”为由，拒绝提供支援。面对朝廷冷漠，左宗棠却没有一丝动摇。他一拍大腿道：“我就是自己借钱，也要收回新疆！”   他开始筹措军费，四处奔走，甚至向外国商人借贷军资，又向上海、宁波等地商号筹集银两，同时自己变卖家产，将数十年积蓄投入战局。在清政府犹豫不决时，他已经亲自组建西征军，招募新兵，着手操练。   兵贵精而不贵多，左宗棠对士兵要求极为严格。训练时，他亲临阵前，手把手指导，每一门炮、每一杆枪都要精准。军中风气严明，官兵同吃同住，左宗棠常常深入兵营，与士兵共饮共寝。   更难能可贵的是，他为激励士气，下令将一口棺材随军同行。他站在棺木前向全军誓言：“收复新疆，若不能成功，我将长眠于此！”这一幕成为西征军精神支柱，将士们群情激奋，人人皆誓死追随。   西征开始后，左宗棠定下“先北后南”的策略，五月进军乌鲁木齐、哈密。沿途山高水险，荒漠无边，补给艰难，每走一步都极为艰辛。   为了稳固北疆，他命人重修驿道，设立哨卡，加强守备，并重视对民心的安抚。他一边驻军，一边重建行政机构，恢复农业生产，百姓重新过上安定生活，感恩戴德。   八月起，军队南下，转战吐鲁番、喀什、库尔勒等地。面对地广人稀、敌众我寡的劣势，他采取“缓进急战”战术，避其锋芒，以伏击取胜。   一次在库车之战中，阿古柏军依仗城防坚固死守，左宗棠调来特制红夷大炮，夜间悄悄布阵，天亮时一轮猛轰，将敌方城墙炸出裂口，随即发起总攻，一举拿下。此役成为西征转折点，阿古柏军心动摇，其本人在撤退途中重病身亡，洪福汗国宣告瓦解。   正当左宗棠欣喜之际，朝廷却又一次让他大失所望。清政府与沙俄私签条约，欲将伊犁永久割让！左宗棠闻讯，愤怒至极，他再次抬出随军棺材，令士兵重新整军待命。   他上奏朝廷：“疆土不可割，若我在，伊犁一寸也不能失！”面对他的强硬态度，朝廷被迫收回成命，转而重新谈判。   在左宗棠的极力督促下，伊犁谈判最终达成，沙俄将大部分地区归还，仅保留部分通商权利。新疆终于全境重归祖国怀抱。   西征告捷那一夜，左宗棠率部驻扎在重夺的伊犁城下。数月苦战的将士疲惫不堪，随地而卧，倒在尘土与血迹交融的土地上，沉沉睡去。   收复新疆后，他并未急于归乡，而是亲自巡视边防，部署屯垦戍边。他提议设立“新疆省”，推动中央设官治政，修筑边城堡垒，道路连接中原与西域，使新疆真正纳入国家治理体系。   他鼓励汉人移民屯田，恢复商业贸易，使这片曾被称作“不毛之地”的疆域，逐步焕发生机。   左宗棠晚年归乡，携病而归，身体日渐衰弱。他对新疆的思念，从未消散。他曾在家中对门生低声说：“我不怕死，我怕的是有人再起弃地之念。”   光绪十一年（1885年），左宗棠病逝于福州，享年七十五岁。噩耗传来，新疆军民披麻戴孝，百姓自发修建祠堂，香火不断。他的灵柩途经长安时，万民自发跪迎，送其最后一程。朝廷追赠太傅，谥号“文忠”，其忠烈之志，彪炳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