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粟裕被解除总参谋长职务，此后远离军界不被重用。陈赓表示一切都是因为粟裕的功劳过大，以及从来不会迎合别人造成的。

粟裕作为我国十大大将之首，其卓越的军事才能让敌人既敬畏又忌惮。他的作战风格以出其不意、攻其不备著称，被称为从天而降的“飞将军”。侵华战犯冈村宁次曾派几十名日本军事专家专门研究粟裕的战法，然而越研究越感到困惑，只能用“打仗没有章法，但偏偏能赢”来形容对粟裕的无奈。据权威史料记载，在粟裕的领导下，新四军第一师参与了5386次大小战斗，战绩辉煌。 1944年4月，新四军第一师在粟裕的带领下，与日军展开激烈战斗，最终取得了车桥战役的胜利。战后，粟裕根据党中央的俘虏政策，主动探视了被俘的24名日军官兵，试图通过人道主义的方式分化瓦解敌人。当这些日军官兵得知这位年轻军官就是久闻其名的“飞将军”粟裕时，出于敬意，全体立正，向他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 粟裕并非出身于军校，却以非凡的智慧和卓越的指挥能力，在中国战场上书写了传奇篇章。他被称为“战神”，这一称号充分体现了他在军事领域的卓越成就。粟裕出生于湖南伏龙乡枫木树脚村，一个地处金龙山余脉的小村庄，村中侗族人众多。粟家是当地的富裕大户，家宅分为东西两院，东院供家人居住，西院则用于接待客人和安排佣人居住，宅院前后还设有练武场和跑马场。在当时，粟家无疑是十里八乡的富商。 粟裕小时候在家中的私塾读书，顽皮好动，难以适应传统教育的枯燥模式。那时的私塾教育以背诵《三字经》、《论语》等经典为主，形式单一。粟裕对这种方式非常抗拒，但每次总能通过二姑的帮助顺利应付老先生的检查。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新式教育开始逐渐取代传统私塾。粟裕的二叔趁此机会创办了一所新式学校——第八国民学校。听说二叔办学后，粟裕经常逃学，偷偷跑去旁听新式课程。

1958年的一纸调令，让解放军总参谋长粟裕离开了他深耕多年的岗位。这位在战场上所向披靡的将军，转任军事科学院副院长一职。表面上看，这是一次平级调动，但实际上意味着粟裕被调离了军事指挥系统的核心位置。对此变动，老战友陈赓一语道破其中缘由：功劳太大，又不愿曲意逢迎，这便是粟裕仕途受阻的真正原因。 然而要理解这一转折，需要回溯这位传奇将领的戎马生涯。在中央苏区时期，粟裕从一名基层指挥员逐步晋升为营长、团长，直至师长。这期间，他六次负伤却始终坚持战斗，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革命军人。长征途中，他更是成为红军将领中的一面旗帜，带领部队突破重重险阻。 抗日战争爆发后，粟裕在新四军的舞台上大放异彩。在苏北平原上，他率领部队多次重创日军，创造了以少胜多的战例。在他的指挥下，新四军在敌后战场上牵制了大量日军，为抗战胜利作出重要贡献。当时的日军对粟裕可谓闻风丧胆，只要听说是粟裕指挥的部队，往往会格外谨慎。 建国初期，粟裕凭借出色的军事才能和丰富的实战经验，先后担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华东军区副司令员等重要职务。1954年，他被任命为解放军总参谋长，开始了他军旅生涯的新阶段。然而，正是在这个位置上，他那不愿妥协、直言敢谏的性格逐渐显露出来，这也为日后的转折埋下了伏笔。 七七事变两个半月后，国共达成第二次合作，中华民族统一抗日战线正式形成。在这一背景下，粟裕与刘英率领的抗日游击队走出大山，编入新四军，被整编为新四军第二支队。张鼎丞担任支队总指挥，粟裕任副总指挥。面对日伪军的严密封锁，第二支队依靠群众基础，在敌人的布防间隙中灵活穿插，与敌展开多次斗争。

1939年1月，粟裕率部抵达安徽芜湖。当时，当地百姓长期受日伪军欺压，苦不堪言，谈日色变。为了鼓舞民众抗战士气，打击日伪军嚣张气焰，粟裕决定夺回被日军占领的官陡门地区。官陡门是芜湖的重要军事据点，靠近铁路和机场，周边布满日伪军小据点，相互呼应，日军认为此地固若金汤。然而，粟裕敏锐分析认为，敌人对该据点安全过于自信，驻守兵力可能有限。他派出老乡扮成船工侦查，得知据点内守敌仅300余人。 1月20日下午，粟裕亲率第二支队三团展开行动。为避免被小据点发现，他采取穿插行军的方式，由北向西迂回前进。当天晚上，大部队绕过所有小据点，到达官陡门附近的王石桥。凌晨4时，粟裕下令兵分两路，一路由东向西主攻，他亲自指挥；另一路从侧面夹击。据点内的敌军措手不及，战斗仅用8分钟便结束。日伪军的增援部队赶到时，粟裕已率队安全撤离。 在粟裕看来，职位并非重要，他更关注如何保家卫国。然而，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美军插手台湾海峡，导致他奉命收复台湾的计划搁置，这让他深感遗憾。1984年，粟裕嘱咐家人将自己的骨灰分葬于自己曾战斗过的各地，以继续守护他热爱的祖国。 同时，他特别嘱咐将部分骨灰安葬在谭家桥和怀玉山，以陪伴在牺牲的故友与战士身边。谭家桥战役中年仅22岁的寻淮洲，以及千千万万埋骨他乡的战士们，始终是粟裕内心无法忘怀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