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毛人凤下令枪决地下党朱君友，朱君友觉得自己死定了，于是，就将自己平时穿的衣物全部送了人。没想到，在执行枪决的前一晚，他却被两个国民党的大特务给救走了。 1949年冬，成都的街头寒风刺骨，玉带桥边的灯火在雾气中显得昏黄而模糊。一辆军用卡车轰鸣着停在桥头，几个身着灰色制服的国民党特务跳下车，目光如鹰般扫视着过往行人。朱君友夹着一本《进步周刊》，步伐沉稳却心跳如鼓，书页间藏着他刚整理的情报——一份可能扭转战局的关键信息。就在他准备穿过人群时，一只手突然搭上他的肩头，“站住，检查！”特务冷厉的声音像刀子划破夜色。朱君友知道，这一次，他可能再无归路。 朱君友并非天生的革命者。1917年，他出生于四川成都一个富庶的商贾之家，家中庭院深深，雕梁画栋，商贸生意遍布江南。幼年时，他常坐在父亲的书房，听着留声机里传来的京剧，窗外是锦江的潺潺流水。优越的环境让他得以进入四川大学法律系，接受一流的教育。然而，1930年代的成都，表面繁华却暗藏危机。军阀混战、列强侵略，社会的不公如阴云笼罩，深深刺痛了这个年轻书生的心。 一次偶然的街头演说，彻底改变了朱君友的轨迹。1937年，他在成都街头偶遇中共地下工作者范朴斋，后者慷慨激昂地讲述着共产主义的理想。范朴斋的眼神里燃烧着一种朱君友从未见过的光芒——那是对公平与正义的执着追求。几天后，朱君友加入了中共外围组织“成都大众抗敌宣传团”，开始了双重人生：白天，他是家族企业的少爷，风度翩翩；夜晚，他化身情报员，穿梭于暗巷，将新华社广播中的关键信息整理成密文，交给地下交通员。 1940年代的成都地下党活动极为隐秘，情报传递常通过书店、茶肆等场所进行。朱君友利用家族背景，频繁出入上流社会，掩护身份，搜集国民党军政要员的动向。他的法律知识也让他擅长分析广播中的政策信号，为地下党提供了精准的情报支持。 1949年，国共内战进入尾声，国民党节节败退，毛人凤领导的保密局如困兽般疯狂反扑。据《中共四川地下党斗争史料》，1949年下半年，毛人凤在西南地区部署了大规模抓捕行动，成都成为重灾区。朱君友深知风险，却从未退缩。他继续为中国民主同盟奔走，负责财务与情报整理，堪称成都地下工作的“隐形支柱”。 11月下旬的一个清晨，朱君友像往常一样，将情报藏在《进步周刊》中，准备送往接头点。玉带桥边，寒雾弥漫，桥下河水泛着冷光。他刚踏上桥面，几个特务突然围上来，搜出了书页间的密信。证据确凿，他被押往将军衙门的四川省特种委员会看守所。牢房里，阴冷潮湿，鞭打与电刑接踵而至。1米8的朱君友被折磨得皮开肉绽，但他咬紧牙关，未吐露半个字。 12月6日深夜，牢房外的脚步声打破了死寂。朱君友躺在冰冷的地面上，身上仅剩一件破衫——他已将长袍送给同牢的民革军战友，以为这是最后的告别。他闭上眼，脑海中浮现妻儿的脸庞，还有那句“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的信念。门锁咔哒一响，两个身影走进来，竟是他的舅子杨夷甫和表弟徐中齐——一个是国民党四川省行员上校，一个是特务头目。 原来，朱君友的父亲朱茂先得知儿子被捕后，动用家族人脉，四处打点。杨夷甫与徐中齐利用职务之便，暗中联络看押当局，以10根金条为代价，换取了朱君友的性命。那一夜，朱君友被悄悄带出牢房，狱友们复杂的目光刺痛了他的心——他活下来了，而杨博凯、王博高等战友却在几天后的“十二桥惨案”中惨遭屠杀。 十二桥惨案是国民党撤离成都前的大屠杀，36名地下党人被秘密处决。朱君友的脱险在当时极为罕见，凸显了家族背景与金钱在乱世中的复杂作用。 重获自由的朱君友并未沉浸在劫后余生的喜悦中。成都的冬夜，寒风如刀，他站在锦江边，望着远处灯火，心中五味杂陈。战友的牺牲如巨石压在心头，他甚至一度怀疑自己是否配得上这份“幸运”。但他很快振作起来，投身新中国建设，在成都市东城区环卫局默默工作，直至退休。 2004年，87岁的朱君友因肝癌去世。他曾说：“我偷了64年的时间，是10根金条和家人的爱换来的。”他的故事，是那个时代无数无名英雄的缩影。他们用鲜血与信念，铺就了新中国的道路。 据《四川党史》，1949年成都地下党约有2000人，超半数在解放前夕牺牲。朱君友的经历不仅是个体传奇，更反映了革命者的集体牺牲精神。今日的成都，锦江边的十二桥烈士纪念碑无声诉说着那段历史，提醒后人：和平来之不易，信念永不磨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