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一个副司令路过湖北黄安时，经过老家村子，就上前敲开了自家大门，十八年未见的母亲却问他：“长官，你是谁呀？是来我家歇脚的么？”

战鼓声远去，湖北黄安的村庄静得出奇，一位身着军装的男人站在老井旁，凝望不远处的老屋，十八年的思念如潮水涌来。1947年的这个秋日，郑国仲，这位刘邓大军中的副司令，难得有片刻喘息。他知道，部队很快要南下大别山，接下来的战斗将更加残酷。可此刻，他只想做一件事——回家，看一眼那个十八年未见的母亲。

郑国仲站在自家门前，老槐树的影子在地上摇晃，门前的老井依然幽深。他深吸一口气，轻轻敲门。门吱呀一声开了，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妇人探出头，佝偻的身影在门框里显得那么单薄。她眯着眼，打量着这个身着军装的“陌生人”，用颤抖的声音问：“长官，您是谁？是来歇脚的吗？”

郑国仲的心像被重锤击中。他强忍泪水，挤出一丝微笑，轻轻唤道：“娘，我是国仲，您的儿子。”老妇人愣住了，眼神里闪过迷茫。她接过郑国仲递来的照片，枯瘦的手指摩挲着照片上的少年。突然，她眼中泛起泪光，声音颤抖：“小仲？真的是我的小仲？”她猛地扑上前，紧紧抱住他，哭喊着：“你还活着！娘以为你早没了！”

那一刻，十八年的离别化作泪水，淌在母子俩的脸上。郑国仲扶着母亲走进屋，屋里还是当年的模样：土墙斑驳，木桌上摆着缺口的碗，墙角的炕上只有一床薄被。他问母亲这些年过得怎样，母亲却叹了口气，缓缓道来：1938年，日寇闯进村子，烧了房子，杀了他的父亲；1942年，哥哥被国民党抓走，从此音讯全无；1944年，弟弟偷偷加入八路军，再也没回来。家里只剩她一人，靠着种几亩薄田，熬过了一个又一个寒冬。

郑国仲听着母亲的叙述，胸口像压了块巨石。他想起自己十六岁那年，目睹日寇在村里烧杀抢掠，愤怒地加入红军，临走前只对母亲说：“娘，等我回来。”他以为抗日不过几年，可长征的艰辛、抗日的残酷、内战的爆发，让他一次次推迟回家的脚步。1947年，他随刘伯承、邓小平的晋冀鲁豫野战军强渡黄河，千里跃进大别山，战略任务重如泰山。他向刘伯承请了半天假，只为这一眼母子团聚。刘伯承听后拍了拍他的肩：“国仲，去吧，但别忘了，晚上八点必须归队。”

屋里，母亲颤巍巍地端来一碗热粥，里面卧着两个煮鸡蛋——那是家里仅有的“珍馐”。郑国仲吃着母亲做的饭，眼泪一滴滴落在碗里。他想多陪陪母亲，可脑海里浮现出部队的战友、敌军的防线，以及即将到来的生死搏杀。他知道，自己肩上的责任不仅是这个家，更是千万个像母亲一样的家庭。

天色渐暗，郑国仲起身准备离开。母亲拉着他的手，眼中满是不舍：“小仲，什么时候再回来？”他喉头哽咽，强装镇定：“娘，等打完仗，我一定接您去城里享福。”他悄悄将积攒的津贴塞进母亲的木箱，抱了抱她瘦弱的身躯，便头也不回地上了吉普车。车灯在夜色中亮起，他回头看了一眼老屋，母亲的身影在门口渐渐模糊。

1949年，郑国仲随刘邓大军攻克南京，他的指挥才能在解放战争中大放异彩。战后，他被授予开国少将，毛主席接见他时，称赞他“为革命抛头颅洒热血”。可郑国仲却说：“主席，我只是做了该做的事，人民的事最大。”新中国成立后，他第一时间回到黄安，接母亲到城里生活，用后半生弥补十八年的亏欠。

1947年的黄安（今红安），是革命老区，也是战乱重灾区。日寇的铁蹄和国民党的压榨让这片土地满目疮痍。村里的青壮年大多参军或被抓走，留下老弱妇孺在贫瘠的土地上挣扎求生。郑国仲回家的那条小路，曾是红军出发的路，也是无数家庭离散的路。老槐树下，母亲守望的背影，仿佛是那个时代无数母亲的缩影。

郑国仲的脚步从未停下，从黄安的乡间小路到南京的战场，他用一生守护家国。母亲的白发，是他心底永远的牵挂；新中国的曙光，是他毕生的信仰。

郑国仲的经历并非个例。在解放战争中，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开辟了战略新局面，为新中国成立奠定了基础。据党史记载，1947年6月，刘伯承、邓小平率12万大军强渡黄河，28天歼敌6万，展现了卓越的军事智慧。

红安作为“将军县”，涌现了200多位开国将领，他们的家国情怀与牺牲精神，至今激励着后人。郑国仲晚年致力于国防建设，培养年轻军官，为新中国的军事现代化贡献了力量。他的故事，浓缩了一个时代革命者对家与国的深沉热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