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时期：驻藏大臣选拔机制的主要内容及其对西藏的意义 乾隆五十六年（1791）深秋，西藏传来警讯：廓尔喀人再次越境侵扰，扎什伦布寺告急。当时驻守西藏的保泰和雅满泰面对敌军，不仅未能有效调派兵力抵抗，反而选择退缩逃避。乾隆帝震怒，立即革去雅满泰职务，保泰也因消极应战被责令留藏效力赎罪。 此时正在四川担任成都将军的成德，因第一次廓尔喀战役（1788-1791）中表现出色，被紧急任命为驻藏大臣。成德，满洲正红旗人，钮祜禄氏族，出身并不特别显赫，但从基层领催做起，一步步晋升至四川提督、成都将军。在此次廓尔喀侵扰中，他曾协助收复宗喀、济咙与聂拉木等地，积累了丰富的西藏作战经验。 皇帝在任命成德时评价道：＂鄂辉遇事自图安逸、畏事脱身，而成德尚有勇往气概＂，因此选择成德临危受命。但这任命实际上是个权宜之计，因为地处偏远的西藏不能没有负责人，军事危机下只能从已在当地的将领中选择。 让我们回看驻藏大臣的选拔制度。清朝选任驻藏大臣的渠道主要有四类人群：各部院堂官与地方官员、京内外八旗高级武官、军机章京与理藩院堂官以及都统、副都统。这四类人群各有特点：文职官员熟悉政务，八旗武官地位尊贵且与皇帝亲近，军机章京与理藩院官员精通民族事务，都统副都统则多为军事统领。 在具体的选任方式上，驻藏大臣的选任既有＂特简＂——皇帝直接钦点，也有＂开列＂——由军机处提名候选人请皇帝圈选，还有＂保举＂与＂题补＂等非常规途径。以成德第二次出任驻藏大臣为例，当时鄂辉因匿压廓尔喀表贡一事被革职，西藏事务急需人手处理。虽然成德在此事中也有牵连，但考虑到他的职分较小，加上鄂辉生病等缘故，乾隆帝仍给予他＂效力赎罪＂的机会，任命他为驻藏大臣。 驻藏大臣一般实行三年一任制，每年十月初五和二十日，军机大臣会两次将各处期满大臣名单呈递，更换与否由皇帝定夺。但在军事紧急状态下，如廓尔喀战役期间，这一常规程序常被打破，改由皇帝直接任命或由在藏高级将领如福康安提出建议。 成德的两次任职实际上都与廓尔喀战役密切相关，反映了清朝在边疆危机时刻，如何灵活调整人事以应对军事挑战。这种因时制宜的选任方式，既保证了西藏地区的军事安全，也体现了清廷对藏区治理的重视。 乾隆末年的宫廷中，权力天平正在悄然倾斜。原本作为皇帝处理政务重要机构的内阁，在雍正设立军机处后，逐渐沦为虚衔。内阁大学士曾拥有票拟和题奏本章的大权，但随着奏折制度广泛推行，这些权力被军机大臣的每日召对与承旨办事所取代。到了乾隆中后期，内阁大学士甚至分化为＂内中堂＂和＂外中堂＂，前者处理军国机务，后者只管理内阁日常事务。 在西藏事务的处理上，我们可以从乾隆五十六年（1791）廓尔喀再次入侵西藏的事件中窥见权力运作的真相。当时，驻藏大臣保泰上奏廓尔喀侵入一事，乾隆帝将谕旨抄送给大学士阿桂阅看，令其将意见据实复奏：＂谕：再昨据保泰等奏，廓尔喀又有私债未清，强占聂拉木之事，已降清字谕旨详晰指示，令保泰等遵照妥办，并著将所降谕旨抄寄阿桂阅，其意以为如何，一并据实复奏。＂ 但真正左右西藏大臣选拔的，还是皇权与军机处的双重力量。军机处负责西藏事务的情报搜集，奏折接收、审核与议复，以及谕旨拟定。在具体的驻藏大臣选拔流程中，军机处拥有开列人选的权力，但最终决定权掌握在皇帝手中。 驻藏大臣人选考量的因素十分复杂。成德的例子告诉我们，政治忠诚度和军事能力是关键考量。而随着乾隆时期统治理念的变化，官员选拔也从早期注重满蒙民族平衡，逐渐转向更看重与皇帝亲近度的京勋亲侍。这一变化在乾隆初期（1742年）高级侍卫和禁军统领的扩选，以及中期（1761年）对京官任归化城都统、副都统补授满洲都统的取消中都有体现。 以成德的第二次赴藏为例，我们可以深入分析选任的具体过程。乾隆五十七年正月，成德接替被革职的鄂辉，担任驻藏大臣。虽然上谕任免期为乾隆五十七年正月至五十八年十一月，但成德实际上是在五十七年十二月才抵达西藏，并在五十九年三月接受和宁的接替才离任回京。这种官方任期与实际任期的差异，体现了远离京城的藏区治理面临的现实挑战。 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福康安也在西藏，作为大将军主持善后事宜。乾隆五十七年八月，他被授予武英殿大学士殿阁衔，并兼署吏部尚书，不久又被授为大学士。福康安不仅具有驻藏大臣的保举权，还负责通盘西藏全局以及沟通军机处、内阁与四川督抚在兵员调拨、文书邮递等方面的事务。 这种多重权力结构保证了清朝对西藏的有效治理，但也埋下了潜在的权力失衡隐患。到了乾隆末年，和珅等权臣甚至能左右军机处的议政进程，操控内阁、部院的决策。正如嘉庆帝在将和珅革职后所言：＂从前和珅吏、户、刑三部事务，事无巨细，俱系伊一人主见，其余只随同画诺，专擅已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