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赤然从南京军区空军司令部走出来的时候，脸上没有一点表情，他拿着一封写着“暂不批准补发工资”的红头文件，站在门口站了很久。 他没说一句话，回过头看了一眼那栋楼，他曾是这里的首长之一，十年前，他被送走，名誉没了，工资停了。 现在平反了，本该把那几年被扣的钱补回来，可空军司令一句话把他挡了回去：“都已经给你平反了，还不知足？还讲什么待遇账？” 这个场面，是1980年南京的一个下午，风不大，天却阴着，李赤然的心更冷。 他不是为了钱吵架的人，一路打仗打到解放，1955年授勋的时候自己都推辞军衔。 但今天，他就是想把这笔工资拿回来，不是为了他自己，是为了个说法。 李赤然1914年生在陕西定边，小时候家穷，地里刨食，1929年，15岁那年，他跟着游击队上了山，加入了共产党。 从此跟着红军干，一干就是几十年，他是红27军的政委，抗战时候还做过八路军警备团的政委，转战陕甘宁，枪林弹雨里过了半辈子。 建国以后，他被调到南京军区空军当副政委，1955年授军衔，他本来级别能到中将，可他觉得自己抗战时调低了职务，不该捞这个便宜，主动要求降一级。 组织听了他的意见，给了他少将，他也没争，军功章领了三块，扔抽屉就不管了。 可到了1970年，事情突然变了，他在会上说了几句不合听的话，没几天就被“调整”了。 命令一下来，人就被送到了西安，连一句解释都没，他没抱怨，没喊冤，只是收拾收拾行李，走了。 那时候，他每月只有30块钱生活费，连家里最小的孙子生病都不敢去医院看，私人物品也被封了，工资一扣就是十年。 到了1979年，中央一纸令下，把他名字上的“问题”划掉了，说是“恢复原职待遇”，李赤然拿着批文，高高兴兴地回了南京。 他不是想重做官，只想把那几年扣掉的工资算清楚，把东西取回来，他认为，该还的就该还，账不能糊涂。 他走进南空司令部，把材料交上去，等了三天，第四天，司令把他叫去办公室，抽了口烟，说：“李将军，这事就算了吧，工资的事别再提了。” 李赤然听完这句话没说话，他坐着没动，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司令：“我不是来求情的，我是来讲理的。” 两人对视了三分钟，司令挥了挥手：“送客！” 当天晚上，李赤然写了一封信，寄给了军委人事部门，信写得不客气，连用了三个“必须”——“必须说明工资被扣的依据，必须交代东西为何被没收，必须补发应得的待遇。” 信寄出去不到一个月，人事部派人来西安调查情况，找了当年处理他“问题”的几位老干部核实，再一个月，批文下来了，工资补发到1980年初。 钱到手那天，他在西安干休所里点了点数，整整装了两包，一分没少，他叹了口气，把钱往桌上一放：“这不是钱，是账，这账不能糊涂。” 补发工资后，他也没要求升职或追加待遇，只是按照大军区副职离休，可住房问题又来了。 按标准，像他这种级别，干休所住房该是270平米，他实际只分到了180，还是楼下邻居常年打麻将的那种老房子，他看了看房，说：“能住就行，不提了。” 这件事他没再去告，只是在自己的回忆录里写了一笔：“住房略低标准，但已不愿再争。” 他的回忆录不是写给后人看的，更像是自己心里的一笔账，里面他提到了几十位老战友的名字，有些人也在那十年被下放、被冷遇。 他说：“有的同志比我还惨，死的时候连骨灰盒都没钱买，今天我还有机会说话，那我就得说出来。” 他一直住在西安，直到2006年去世，那几年，他不再插手军队事务，却常去学校、社区做报告，讲打仗的事，讲为人做事的理，他说得最多的一句是：“人可以吃亏，但不能怕讲理。” 他那代人，大多是这样，从山沟沟里走出来，干一辈子仗，建了国，最后还是习惯节衣缩食，拿着小本记账。 可你要是该他一分钱，他也绝不含糊，他不怕吃苦，也不怕吃亏，可账要讲清楚，理不能糊涂。 很多人后来问他：“您那么大年纪，还计较这几千块钱干嘛？”他笑了：“不是计较，是算明白，我要是不算明白，后头的人更难算明白。” 这件事后来传开了，军委有干部会议上还拿出来专门讨论过，作为“老同志待遇补偿个案”里的典型。 当年南空的那位司令，几年后就调离了岗位，李赤然没在公开场合再提过他的名字，只是在回忆录的最后一页写了一句：“制度不能靠人情，要靠规则。” 他走的那天，西安下小雨，送葬队伍里有年轻军官也有老战友，一个个穿着整齐的制服，肃立不语。 灵车驶出干休所门口时，有人自发站出来敬了个礼，那是一个新兵，他不认识李赤然，但他说：“这是个讲理的老首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