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1年6月，袁世凯的母亲刘氏去世，因当时正值《辛丑条约》谈判，所以直到第二年9月，袁世凯才回籍葬母，让他感到气愤的是，他的嫡母二哥族长袁世敦，却不让其生母葬入袁家祖坟，原因是袁世凯生母是偏房小妾。   1901年6月，袁世凯的母亲刘氏在家中溘然长逝。彼时，袁世凯正在北京参与《辛丑条约》的谈判，无法及时赶回家中奔丧。   待《辛丑条约》谈判结束，已是1902年9月，袁世凯才得以回到家乡奉养母亲的遗体。然而，让他没想到的是，一向与他不睦的嫡母二哥、族长袁世敦却强硬地反对将刘氏安葬在袁氏祖坟。袁世敦摆出一副恪守＂妻妾有别＂家规的样子，对袁世凯冷言冷语:＂在外头，你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但在咱们袁家，规矩就是规矩。你生母再怎么金贵，到底是个小妾，让她跟你祖母躺在一块，传出去像什么话！＂   袁世凯一向自诩为忠孝之人，对母亲更是孺慕情深。如今母亲新丧，二哥非但不来吊唁，还处处刁难，袁世凯登时气得浑身发抖，脸色铁青，几次上前与袁世敦理论，却被袁世敦以＂家规祖训＂驳回。眼看僵持不下，偏生袁世敦还脱下孝服，换上大红衣裳，摆明了是存心要与袁世凯作对。   袁世凯心中愤懑，却也无可奈何。他心想，母亲在世时因身份低微，少有尊荣，如今下葬，更不能委屈了她。当下决意，要为母亲择一风水宝地，大操大办一场葬礼，以尽人子之责。   袁世凯请来风水先生，相中了袁家寨东北15里的洪家洼，那里背靠青山，面朝绿水，乃是难得的吉穴。于是挑选了一块百亩地作为墓址，广邀宾客，在开封府连日设宴，场面之大，竟是井水也被喝干了大半。送葬当日，数里之内，挤满了前来吊唁的路人，天边也被连绵三日三夜的鞭炮声染红。袁世凯将家中值钱的金银珠宝，悉数放进了母亲的棺椁之中，又派了一队亲兵把守陵墓，只恐有盗墓贼胆大妄为。   对母亲的葬礼，袁世凯可谓是竭尽所能，然而做完这一切，他仍是心有余悸，总担心会出什么差池。寝食难安之下，他想出了一个法子，嘱咐心腹朱奎去守墓，又在夜晚掘开坟茔，制造母亲墓穴被盗的假象，自己赶去大哭一场，再当众斩杀朱奎，以儆效尤。这出苦肉计，袁世凯费尽心机，只为给母亲一个名分，让她在泉下也能安息。   袁世凯的母亲刘氏在袁家生活中的地位与作用，贯穿了袁家兴衰的关键时刻。她以一位女性在封建社会中少见的坚韧和智慧，支撑着这个家族在动荡年代中的延续与发展。

刘氏成为袁保中的妻子，是一场意外之下的安排。当时，袁家与郭家订立婚约的郭氏因重病未能成婚，为了延续家族香火，袁家选择纳刘氏为妾。在她入门后不久，便生下长子袁世昌。这一举动迅速巩固了她在袁家的地位，为家族带来了新的希望。刘氏以卓越的生育能力和对家族事务的管理，赢得了袁家的认可。

然而，当郭氏病愈并以正妻身份嫁入袁家时，刘氏的身份随即从正妻降为侧室。在封建礼法的约束下，这一身份转变对她个人无疑是沉重的打击，但她并未因此放弃对家庭的贡献。刘氏承担起更多的责任，不仅悉心教养儿女，还维持着家庭的和谐与稳定。

在郭氏入门后，她的健康状况依然欠佳，生下袁世敦不久便去世。郭氏的早逝，让刘氏的角色从侧室逐渐转变为实际上的家族管理者。她接过抚养袁世敦的责任，同时继续为袁家诞育子嗣。刘氏陆续生下袁世廉、袁世凯、袁世辅和袁世彤，家族的人丁在她的努力下变得更加兴旺。

刘氏不仅是一个多子多福的母亲，更是袁家的贤内助。她将袁家的产业管理得井井有条，支持丈夫袁保中在社会中立足。她在家庭事务上的投入，不仅维持了袁家的稳定，还为后来的袁世凯奠定了成长的基础。袁世凯能够在复杂的历史环境中崛起，与刘氏多年的辛勤耕耘密不可分。

尽管刘氏为袁家付出了极大的努力，但在封建礼教的桎梏下，她始终未能摆脱“侧室”的名分。即便郭氏去世多年，刘氏并未得到扶正的机会。这个礼教中的规则，成为了压在刘氏头上的无形枷锁，使她的身份在外界看来始终低于实际的贡献。

即使后来袁世凯步入政坛，官运亨通，成为清末民初的重要人物，刘氏的地位依旧没有得到应有的转变。这种身份的落差，是她一生中难以解开的困局。然而，在这一限制之下，她并未抱怨，而是继续扮演着母亲和管理者的角色，默默支持家族的延续与发展。刘氏的一生，是封建社会中许多女性命运的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