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5月18日，一张在《广州民国日报》上刊登的《启事》，把李之龙从共产党推到了风口浪尖。 他在这张声明里写得明明白白：退出中国共产党和所有社会团体，只保留国民党党员身份，跟蒋介石走，这事儿一出来，立马炸了锅。 周恩来看到这份报纸时，当场气得说不出话，他和董必武后来都说，这种人，不能追认为烈士，这句话，一直到他死，都没改过。 李之龙不是个小人物，老资格，黄埔一期毕业，和周恩来、聂荣臻是同期的，他干过大事，参与过二七大罢工，还担任过黄埔军校政治教官。 早年进党，是信仰坚定那种，连家都不怎么顾得上，他干事猛，胆子大，也正因为这样，在蒋介石和共产党斗得厉害的时候，他站在了太靠前的位置。 有人说他“出风头”，也有人说他“没看清形势”，可不管怎么说，他确实是风头浪尖的人物。 1926年初，李之龙还在东征军里负责政工，那时候，蒋介石和共产党还有点合作的样子，但矛盾已经开始浮出水面。 李之龙不傻，他能感觉到气氛不对，他办事也直，查了蒋介石亲信陈肇英的走私案，结果直接捅到蒋的痛处。 这事儿闹得不小，陈独秀、张国焘那边也开始对他有看法，搞了个“留党察看”的处分，给他扣上了“破坏团结”的帽子。 就在这档口，李之龙出了一件让所有人都措手不及的事，他在报纸上登了那份退出共产党的启事。 不少人看了都不信，说这是不是被逼的，但那份启事上他写得清清楚楚，说是“以蒋先生为指导”，连语气都特别坚定。 这个声明一出，党内很多人都认为他背叛了革命，周恩来在一次会上讲，李之龙的行为是自绝于党。董必武也说，那是李之龙自己选的路。 退党风波没多久，就出了著名的“中山舰事件”，蒋介石以“共产党控制军队”为由，搞了一次大清洗。 李之龙当时人在广州，成了第一批被抓的目标，抓他的那天，他正在黄埔军校办公，有人说他反应很快，试图从后门逃走，但没成功。 被抓后，他被关进了广州的陆军监狱，传说他在狱中坚持不认罪，还大骂蒋介石。 可问题是，他这时候早就不是党的人了，共产党也不想再为他承担什么责任，组织方面也表态说，他之前已经脱党，出了事也只能算是个人行为。 1928年，李之龙被秘密处决，据说是在一次夜里，被带出牢房，枪决于郊外，他死得很安静，没有墓碑，也没人为他收尸。 当时，党内不少人私下议论，说他其实还是有心革命的，策动海军起义反蒋这事是真的。 但周恩来后来在一次内部讲话中明确说，那是他自己的事，党没有派他去，也没有组织关系，他的死是国民党内部斗争的结果。 这个判断，成了后来“不能追认为烈士”的定论，1951年，中南民政局还专门向中央请示，问李之龙能不能补认烈士。 结果，周恩来亲自回复：“不可追认。”他还补了一句：“退党声明是事实，死与革命无关。”这番话传出来，算是把这事钉了盖子。 不过，事情并没这么简单，李之龙的家属一直没放弃，他的弟弟多次上访，说那份声明是逼迫下写的，李之龙被孤立、被打压，才走投无路。 还有一些当年的黄埔同学，也为他说话，李奇中、聂荣臻都写过信，说李之龙始终反蒋，没变过。 他们还拿出了李之龙狱中写的几封信，说他在牢里还试图联系共产党，争取再立功赎罪，这些材料一度让不少人开始动摇：这人，到底算不算烈士？ 1982年，李之龙的平反案开始重审，组织部门调查了他早年的革命活动，也走访了当年和他共事的人。 最后给出的结论是：恢复名誉，他的军衔、工作经历、革命身份都恢复了，但那“烈士”两个字，还是没给。 原因还是老问题，他死的时候，党已经不认他了，他的死，不是在党的安排下发生的，也没有直接牵涉党的利益，这在当时的评定标准里，就是过不了那一关。 事情到这，变得很尴尬，李之龙早年的功绩确实有，但脱党行为、后来的身份、以及与党组织断联，让他的历史身份卡在了中间。 不是敌人，也不是烈士，他成了一种模糊的存在，被夹在两个世界之间。 有人说，这是那个时代的悲剧，也有人说，这是党组织对纪律的坚持，但更多人记住的，是那个曾经在黄埔讲台上振臂高呼、带兵东征、斗争到底的李之龙。 这件事至今还偶尔被提起，在一些研究黄埔军校或者中山舰事件的书里，李之龙是一个特殊的注脚，他既不是主角，也不是完全的配角。 他是那个时代一种很典型的“灰色人物”，早年革命，后期动摇，被现实击垮，也被时代遗忘。 他的故事提醒后人，历史并不是黑白分明，有时候，一纸声明就能改变一个人一生的结局。 参考资料： 《黄埔军校人物志》，解放军出版社，2006年版